「十五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框架，是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

文/刘世锦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尚未跨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区间，且在这个门槛前徘徊数年。历史经验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收入处于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解决消费需求不足

先说短板，当务之急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贯穿始终。马克思通过对工业革命早期的状况分析，提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凯恩斯也观察到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总消费倾向降低。对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何种关联，一直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但研究者对罗斯福新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财政的福利开支，对稳定局势、扩大需求、带动经济走出危机所起到的作用，认同度还是较高的。时过境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但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对消费不足的影响等方面，依然可看到历史上出现过规律性变动的延续。

再说优势和战略。随着增长阶段的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优势条件相应改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追赶潜能优势、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及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追赶潜能优势易实现、成本低，但需要我们保持谦虚谨慎、愿意且善于学习的心态。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已部分处于并跑或领跑位置，挑战在于能否保持和加强这一优势。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既包括消费市场的超大规模，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这是人们以往理解不够但潜力很大的一个领域。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的窗口期，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投资结构、金融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内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总体而言，高速增长期的数量和规模指向将转为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更可持续发展为指向。在这一过程中，识别和利用好上述三方面的优势，实施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等增长战略，对成功推进结构转型、实现预期发展目标，无疑至关重要。

深化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改革依然要率先解放思想，打破新时代不利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不利于释放社会进步活力和创造力的条条框框，讲清楚改革才能大踏步前进、不改革则退的大道理。改革需要有积极向上且宽松宽容的环境氛围，激励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各类人才大显身手，正如「十五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推动改革深化并取得成效的主体力量。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并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与以往若干时期保持增长框架大体稳定、重点进行阶段性调整不同，「十五五」时期要从原有的增长框架走出来，确立新框架，发展的内外环境、需求供给条件、增长动能都要发生重要乃至转折性的改变。

在消费结构上，首先要补上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的缺口，缩小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既要消费国内的产品和服务，也要增加对国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高消费的国际化水平。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消费，也可以看成投资，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体现，由此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以支持创新。消费对增长的重要性前移，以往稳增长重点抓投资，以后要转为抓消费。

在对外贸易上，近年来，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强劲势头实属不易，是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同时要认识到，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消费相应减少，是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从国际贸易长期走势看，这也是不可持续的。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战略，在保持和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相应扩大进口，但需更多乃至主要以人民币支付结算。要由「多保留外汇」转为「多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由此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使用的流动性、便利性，使人民币诸多职能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与中国实体经济占全球的份额相适应，推动人民币较快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总体上利大于弊，虽然短期内可能影响出口，但中长期则有利于提升生产率，促进竞争优势较快叠代。

在金融结构上，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知识的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增加，金融体系由以传统银行为主到以现代资本市场为主的演进节奏加快，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相应上升。由于房地产和银行储蓄的吸引力下降，居民财产的存量和增量将更多进入资本市场，源头活水增加将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发展阶段。在资产端，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领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投资端，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较大幅度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出；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比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建设消费强国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宏观政策上，尽管「宽松」已经成为主基调，但必须说清楚的是，宏观政策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只能够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并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如果经济的微观结构是有效运行的，就能够自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此时大多数宏观政策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微观结构运转不那么有效，且短期内无法调整，经济运行又不能停下来时，宏观政策才走到前台，起到某种补救作用，而且解决方案往往是次优的，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推了。结构性调整或改革通常是有难度的，而宏观政策在短期内看起来也有成效，假以时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反而成为首选，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只要宏观政策足够宽松，经济就能如愿增长」的幻觉。即便如此，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也需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政策着力点和先后顺序，以提高政策效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潜能下降，逐步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后，对宏观政策的依赖性还会进一步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不能放弃能够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宽松度要有清醒的边界感，防止走偏和滥用。

以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

以上所讨论的「十五五」时期或更长一个时期应该或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框架，其基本线索是经济增长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转向以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

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创新乏力、产业竞争力不足，而中国目前看起来创新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短板在于消费不足，也就是「供强需弱」。从逻辑上说，解决需求侧问题较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并非没有难度。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滞后、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低且内部差距大、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政策导向等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度绑定，试图在短期内解决并不现实。从原有的框架中走出来，逐步确立新框架，需要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转变问题。新框架的确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大量的探索和试错，更多地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改革开放创新的积极性、创造性，力争以较低成本、不太长的时间稳步进入跨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来源：大公报A15：经济 2026/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