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韩国，2024和2025年连续两年生育率回升，并且今年以来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在各种生育支持政策中，发钱补贴生育是其中最重要的生育支持措施。国内外的证据均表明，发钱的力度要足够大，才能显著提高生育率。

　　6月24日，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4月出生人口为24521人，按年增加18%。当月总和生育率（TFR）为0.93，按年增加0.13。报告称，自2024年7月起，韩国出生人口已连续22个月保持增长。

　　1991至1995年，韩国经历了一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达到70万左右。到2024至2026年，这批在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结婚和生育年龄。但如果只是婚育人口增加，而生育模式不变，那么只会导致出生人口增加而不会推高生育率，因为总和生育率的计算不受年龄结构的影响。

　　韩国在2021年及之前，每月育儿补贴金额仅10万韩圜（约500元人民币）。到了2024年初，韩国保健福祉部大幅提高了对2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希望能借此进一步鼓励生育。按照新规，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获得100万韩圜补贴（约5000元人民币）；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圜（约2500元人民币）补贴。

　　受发钱鼓励生育影响，近年韩国结婚登记数量持续增多。2022年韩国结婚登记跌至19.17万对；2023年结婚登记小幅回升至19.37万对，2024年增至22.24万对，2025年进一步增至24.03万对。不少地方政府还为新婚夫妇提供现金奖励。根据釜山市沙下区最新政策，在政府主办的相亲活动中牵手成功并最终缔结婚姻的情侣，可以获得最高2000万韩圜（约10万元人民币）的结婚奖励金。与欧美国家相比，韩国非婚生育的子女占比很低（2024年为5.8%），婚内生育是主流，所以结婚数量增加，也对于出生人口和生育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发钱还是最有效方法

　　除了韩国以外，国内外还有很多证据表明发钱补贴生育确实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例如，根据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数据，南欧国家用于家庭育儿福利相关的财政支出占GDP的2%以下（个别国家在1.5%以下），生育率也普遍较低；法国和北欧国家用于家庭育儿福利相关的财政支出占GDP的3%以上，生育率也比南欧国家高得多。

　　根据东京政策研究基金会和东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通过系统综述与贝叶斯层次回归模型，评估了国际鼓励生育政策对逆转生育率下降的有效性。研究纳入61项国际研究后发现，对生育率提升影响最大的是现金福利政策，包括出生一次性补贴、育儿津贴、带薪产假和陪产假、托育覆盖及税收减免等。这篇论文认为，如果日本大幅提高育儿现金福利，可显著增加提升生育率的概率。

　　近两年，中国也有发钱补贴生育促使出生人口回升的例子。据2026年2月26日《湖北日报》报道：2025年，天门市鼓励生育成效全国瞩目：完善婚恋、孕育、生育、托育、教育「五位一体」政策支持体系，建立「双月推进会」制度，全年出生人口7357人，按年增长1.94%，连续两年正增长。

　　虽然2025年天门市出生人口仅增长1.94%，增幅并不算大，但这是在2024年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并且2025年全国以及各省份出生人口均比上一年下降。2024年天门市出生人口比2023年增长17%，而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仅按年增长5.8%。

　　那么，天门市近两年出生人口持续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天门市卫健委于2025年11月17日发布的消息《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天门政策组合拳催动生育暖流》，2023年以来，天门市委、市政府着力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其中，叠加其他购房补贴之后，生育二孩最低补贴为15.63万元（人民币，下同），生育三孩最低补贴为22.51万元。天门的例子说明，生育支持政策的力度要足够大，才能取得显著效果。

　　严重少子化影响创新力

　　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0左右。如果不加大发钱补贴生育的力度，未来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低于韩国。严重少子化会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工作人口面临着愈来愈沉重的税负。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严重少子化对创新力和技术发展也有负面影响，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数量愈多，不仅总体创新力会愈强，而且人均创新力也会愈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一般来说，30多岁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为了提高生育率，中国在2025年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虽然国家育儿补贴政策预示着全面生育福利的起点、值得点赞，但与高昂的育儿成本相比，目前的育儿补贴金额还是不足以显著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那么，补贴生育的钱从哪里来？可以有以下两种途径：

　　一是把原来投资于物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投资于人。与多数国家作比较，中国经济建设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偏高，而民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则偏低。（见配图）中国完全可以把原本计划投资于「铁公基」的资金，抽出一部分用来投资孩子，这非但能立刻激活国内巨大的婴童消费市场，而且还将为未来的社保、税收和创新提供最核心的资产──高素质的人。这种从「硬基建」向「人基建」的投资转向，是中国目前回报率最高、风险最低的宏观决策。这也完全符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成长后就业消费 反哺经济

　　二是发行长期国债建立国家育儿专项基金。这个育儿基金在前期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发育儿补贴，后期则从税收中提取一部分还债。专门用于育儿津贴的长期国债期限可定为30年左右，与一代人的时间大体匹配。发行这种长期国债，有利于体现代际公平，让未来受益于这些劳动力的纳税人共同分担当前成本；也有利于债务平衡，因为人口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将增强未来偿债能力。

　　由于新生人口是生产要素、消费基数乃至未来的税基，因此，发钱给养育家庭并不是成本，而是支持养育家庭的福利支出，可以看成社会对他们的父母养育未来纳税者的付出所做的补偿。发钱给养育家庭也是公平的，因为这些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养育小孩，小孩长大后则通过消费、工作来支撑整个经济，并通过纳税等方式直接贡献社会。

　　中国已经进入物质全面充裕唯缺孩子的时期，现在投资孩子是最好的基建。大幅增加育儿补贴，短期有利于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预期；长期看，出生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

　　当然，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仅仅发钱补贴生育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等。

　　（作者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