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的任务，是在供给一般读者以正确详实的消息，重要消息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深入的地方。」范长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之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开始了著名的西北采访之行，追寻红军长征，探索抗日救国之路。

其间，他的足迹遍布川、陕、青、甘、宁、内蒙古广袤大地，采写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历史情况，特别是红军长征等内容的精彩报道，在《大公报》连载并结集出版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引起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响。

范长江也成为第一个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他的西北之行，如同一束强光，穿透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让外界得以窥见红军的真实面貌，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长征」。

 范长江，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祖父影响，范长江热爱读书，时常背诵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逐渐在心里树立了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在北大求学期间，范长江不断扩大自己的求知范围，哲学、政治、经济、外语等领域都有所涉猎，并于1934年下半年成为《大公报》记者，年底就写出了《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等数篇通讯并公开发表。

 1933年初，日军侵占河北承德，侵略魔爪伸向华北，「长城抗战」爆发。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敏锐观察力，意识到将来与日本侵略者开战，西北必定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一年后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到了1935年春天，四川西北部也有了红军的活动。得知红军消息后，范长江与《大公报》沟通，于1935年5月从北平启程，奔向西北。

 1935年7月初，在兜兜转转两月之后，范长江抵达四川成都，很快得到红军在松潘一带行动的消息，随即便一个人从成都出发，希望能在途中遇到红军。然而两地相距数百公里，再加上「难于上青天」的崎岖蜀道和出没的猛兽，让他最终在彭县放弃了计划。折返成都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遇，范长江结识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一个参谋团，并随后成功与他们一起经新都、德阳、绵阳、江油、平武，然后翻过大雪山，到达川北重镇松潘。

 一路上，虽未能与红军直接相遇，但经过沿途一些红军可能走过的地方，所见所闻，还是让范长江初步了解到一些红军长征途中的情况。其中在江油，范长江看到红军战斗留下的痕迹，一块镌刻有「平分土地」的大石碑，墙上醒目的标语，让范长江颇为感慨。特别是与当地居民交谈时，范长江经常听到一个人名「苏先生」，「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范长江随之恍然大悟：「苏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红色政权苏维埃。

 在哈达铺 毛泽东从《大公报》获得重要消息

 在松潘短暂停留后，范长江继续北上，并于8月3日晚进入甘肃境内。据了解，范长江在四川的采访行程，几乎和红军长征的路线并行，但他却先于红军进入甘肃。8月20日，范长江行至甘肃洮河南岸的泼鱼村庄，拜访了藏族土司杨积庆。两人彻夜长谈，这场谈话刚好发生在红军第一次过境甘南之际。

 告别杨积庆后，范长江开始向兰州进发，并于9月2日抵达。1935年9月4日，范长江在兰州赶写出了西北行的第一篇报道《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这篇报道在《大公报》刊发后，引起较大反响。彼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集结在川西北毛儿盖一带，红军将向何处去？众说纷纭。

而范长江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分析认为，不出一月，红军必然离开毛儿盖，最可能是「北入甘肃」，「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子（志）丹」。这些预测，与红军长征的进程惊人地一致。9月19日，中央红军从毛儿盖抵达洮夏流域的腊子口。正是在哈达铺，毛泽东主席从《大公报》上获得了陕北刘志丹的消息，作出了「到陕北去」的历史性抉择。两个月后，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陕北。

《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详尽报道了红军在川西北的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宣传机器所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第一次向社会大众公开了红军长征的真相。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之后，在写作中，范长江不再使用国统区报纸统一口径的「赤匪」「共匪」，而是直称「红军」。报道中凡是不得不提到「剿匪」一词时，他一律加引号。

 《中国的西北角》引发读者抢购潮

 西北行第一篇报道一炮而响之后，范长江在兰州立即着手撰写他此行的第一个长篇通讯《成兰纪行》，并于9月20日开始在《大公报》刊登，引起了读者高度关注。在《成兰纪行》刊发期间，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之后，范长江于当年10月中旬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前往平凉、庆阳、环县一带采访，先后撰写了七篇有分量的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1936年，《大公报》把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一经出版便引发读者抢购潮。

 西北考察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又赶赴绥远抗战前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采访。1937年2月2日，经过重重艰难险阻，范长江到达西安，并于2月4日在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次日，两人进行了一次「竟日长谈」。周恩来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轰动海内外

 在西安见到周恩来之后，范长江进一步提出希望访问延安。2月6日，范长江前往延安，他也成为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个访问陕北苏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国统区记者。2月9日，范长江在延安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人，并于当晚在延安那孔简陋质朴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进行了竟夜长谈。范长江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出路，对我来说，是找到了。」

 2022年，范长江长子范苏苏在北京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时披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父亲如愿见到了毛泽东，而这次见面也彻底改变了父亲一生的轨迹。

「那次长谈之后，我父亲茅塞顿开。他十几年来一直思考并深感困惑的问题，都被毛泽东清楚地解答明白了。」范苏苏说，父亲当时就表示要留在延安，跟随共产党一起战斗。但当时毛泽东审时度势，给我父亲做了另一个明确的指引，「当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说，希望我父亲尽快回到《大公报》，把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介绍给广大人民。」

 后来，范长江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实时返回了上海的大公报社，并在胡政之等的支持下，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刊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并迅速在全国上下引发热潮。有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真相，透过《大公报》向全世界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