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封锁海岸。年底，国民政府决定抢修滇缅公路以接通缅甸仰光，仅九个月，1938年8月公路全线通车，成为当时唯一的国际陆上援华通道。

1939年初，大公报记者萧乾由香港到昆明，经过三个月时间全程走访了滇缅公路，6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印缅友谊值得争取》、《被遗忘的人们》等「本报记者滇缅视察记」系列文章，首次全景深度报道了滇缅公路的情况。1939年，萧乾赴英，坚持在英国宣传滇缅公路，向海外宣介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大公报记者 和向红、谭旻煦

50余年后，云南作家黄豆米因同样写滇缅路有幸与萧乾相识，萧乾欣然提笔为黄豆米的书作序，成为文坛佳话。

日前，黄豆米在昆明回忆讲述了萧乾在滇缅路不畏艰险的采访与写作，且一生牵挂这条生命线的情愫，一段历史在一张报纸的抗战报道中真实再现，一份报章的责任与担当，亦在其背后的故事和记者的经历中立体鲜活起来。

滇缅公路起点位于中国昆明，经楚雄、大理、保山、德宏，到达缅甸腊戌，全长1146.1公里，境内959.4公里，缅甸186.7公里。在当时缺乏机械的情况下，全靠人力开凿。1938年开通至抗战胜利，从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共约50万吨，占当时所有国际援助物资的九成以上。

「这是萧乾在滇缅公路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黄豆米拿出一张她和萧乾在昆明碧鸡关的合影。那一年萧乾已经83岁高龄，离他第一次踏上滇缅公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黄豆米用作品《如烟滇缅路，萧乾依旧在》，讲述了萧乾采访滇缅公路背后的经历和故事。

「罗汉们」血肉修路 宁死不屈抗战

萧乾在报道中写：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国库的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

据史料记载，滇缅公路修建参与的云南沿线各族民众死亡人数3000人以上，九个月的时间挖出来一条1100多公里的道路。萧乾把修路的民工比作「罗汉们」，写道：

「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脚的闺女。当西洋的囡囡正该在幼儿园拍沙土玩时，这些小罗汉们是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这些国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头望向我时，那直象是在说『你别嫌我岁数小，在这段历史上，至少我也搓了一把土呀』！」

萧乾在报道中想给大家讲述修路的故事，却发现每个似乎都和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沿途访问了不下二十位监工，「追述起他们伙伴的惨剧，时常忍不住淌下眼泪。工作太疲倦，因昏晕而掼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崩成粉末的。路面距山脚是那样悬高，许多人已死掉，监工人还不知道，及至找另外尸首时，才发现一摊臭皮囊。」

他写道：「有一天，也许你会跨过这已坦夷如平地的横断山脉，请侧耳细听，车轮下咯吱吱压着的有人骨呵！长城的修筑史已来不及搜集了，我们却该知道滇缅路上那些全凭人力搭成的桥梁是怎样筑成的。」

滇缅路历险 与死亡离那么近

1939年春天，29岁的萧乾来到滇缅公路采访，从昆明到达（缅甸）腊戌，再返回昆明，整整用了三个月。当时，道路处于一边修一边使用的阶段，一路上，不仅看着听着与死亡相关的一件件真实事件，自己也与死亡离得那么近。黄豆米在文章中把他的这段经历称作「滇缅路历险」。

黄豆米说，那时去滇缅路采访，国内段要面临路途危险与瘟疫，国外段则要面临敌视等。萧乾出发前，对穿越地带大多是瘴疠之区是有所准备的：带蚊帐、给餐具消毒，让他没料到的是，修路工地缺医无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里记录了工地上流行的泥鳅痧、哑瘴、羊皮痧等瘟疫，有一个县来修路的人，死于恶性疟疾的就有五六百人。

再到了缅甸，黄豆米形容那是「兜头一盆凉水——反对中国物资和国际援华抗战物资过境的空气充斥缅甸。」萧乾不仅在《印缅友谊值得争取》（1939年6月15日、16日《大公报》）中报道了当时一线最真实的情况，自己也在腊戌走上街头，与年轻人就滇缅公路对缅甸是福是祸公开辩论。

这样的环境下，萧乾一度受困，几经周折才得以脱身回国。而这段生死经历，萧乾只在晚年回忆录里用「几乎被困住」一笔带过。

讲述真相 让西方看到中国抗战

用黄豆米的文字形容，萧乾用文字为滇缅公路留下了全影，他不仅在《大公报》发表报道文章，还在国际上不断为滇缅公路发声。

1939年，萧乾返回香港后两个多月，就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了讲师，同时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刚踏上英国的土地，当地援华会便向他发出邀请，让他演讲中国抗战和滇缅公路。

萧乾后来回忆说，1941年以后，他的这种「演讲旅行」，很少有一个星期不走一两趟的。黄豆米感叹，情况就是这么巧合：英国政府封锁滇缅公路激起反对，民众渴望了解这条路真相之际，一个刚全程采访报道这条路的中国记者被派驻到了英国。

1940年10月17日《大公报》刊发萧乾通讯文章《滇缅公路开放之前》，报道了1940年英国因日本压力封锁滇缅公路期间，中国抗战物资运输陷入困境，以及中英双方在封锁与反封锁、施压与斡旋中的复杂博弈，最终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英国决定重新开放这一「抗战生命线」的前因后果。

通过萧乾国内国外的全方位报道，这条二战中驰名世界的公路的命运，得以完整呈现，萧乾也这样成为了滇缅公路的发声人。

萧乾离世后十年，著名诗人周良沛在为《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作序时指出：

萧乾当年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无论在英国写下滇缅公路被英国封锁后的忧心，还是随英军和美军奔赴不同战场所写下大量通讯中的那些「远离浪漫」「排除了情绪」而呈现冷静、深刻、真实的云南影子，都是萧乾的滇缅路情结。

萧乾与《大公报》

萧乾（1910年-1999年）蒙古族，原名萧秉乾，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记者和文学翻译家。萧乾193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公报》，他先后主编《大公报》著名的《文艺》副刊和《小公园》副刊。1939年赴滇缅公路采访，刊发《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名篇。作为《大公报》的二战西欧战场特派员，是唯一全程亲历欧洲战场（1943-1945年）的中国记者。

萧乾与昆明有着深深的渊源。黄豆米讲述，萧乾1938年春来到昆明，当年在昆明的萧乾收到一封《大公报》老板胡霖从武汉寄来的信，说许多读者希望恢复报纸副刊《文艺》版，让萧乾在昆明遥编。

「那张小桌子一下子热闹起来」，萧乾曾在他的作品里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1938年8月13日萧乾编辑的第一期《文艺》便是在昆明完成的。

《文艺》所编文章，有的来自敌后，有的来自游击区，甚至来自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一开始就成为抗战作品的重要园地和宣传抗战的媒介。

黄豆米说，恩师萧乾一生牵挂滇缅路，在他83岁时，为她这个素未谋面的新人所写的滇缅路作品《山红谷黑》作序，他在信中写道：「年轻时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后，仍觉有朝一日还要写写那些伟大的筑路人，可惜人生短暂，老来也没顾上。你写了我在青年时代想写而未写的滇缅公路筑路人的《山红谷黑》，我自是非常兴奋，这篇序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