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

吴鼎昌，字达诠，生于一八八四年，祖籍浙江吴兴。一九○三年考取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学习经济。一九一○年归国后参加「廷试」，被授予商科进士。民国政府成立，曾出任中国银行总理、天津造币厂监督，后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和四行储蓄会主任以及金城银行董事。从此吴鼎昌「脚踏两只船，政坛商场两不误」，一九一九年担任南北和议的北方代表，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次长，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下野后被免职，退出政界。

英敛之的《大公报》早期出资人在柴天宠而外，还有王郅隆。有一段时期，王郅隆对于英敛之的支持甚至超过柴天宠。后来柴天宠退出，王郅隆买下了《大公报》的全部股份，王郅隆曾请胡政之担任该报经理兼总编辑。直皖战争，段祺瑞败北，王郅隆被指控为「安福十大祸首」，遭到吴佩孚通缉，逃亡日本，一九二三年九月关东大地震，王郅隆死于横滨。其子王景杭接管《大公报》，经营不善，致《大公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

一九二六年蛰居天津的张季鸾和经营《国闻周报》的胡政之，每日经过停业的《大公报》馆，看到大门紧闭的萧条景象，想起来此时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吴鼎昌，他们是留学日本的旧交，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吴鼎昌出资五万元买下《大公报》资产和招牌，三个人合力办一份像样的报纸。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记《大公报》在天津问世，他们高调宣传自己办报「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则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上班，晚上八点一定赶去报社。他与胡政之、张季鸾谈论时局，交换意见，研究「社评」的写作，经济方面的文字许多由他亲自撰写。午夜十二点以后，三人常常与报业同人一起吃夜宵。他们三人用了四年多时间，把一份倒闭的报纸办成了中国最好的报纸。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发行一万期，发行量增至五万多份，恰逢吴鼎昌四十八岁生日，他写了一首七绝：「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着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纸题签满十千。」张季鸾曾说「达诠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才，全力为之，方可成功。」徐铸成在回忆录中说他「这种放手让合作者发挥其所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气魄，可能是他的事业能作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报纸的成功，为吴鼎昌重返政坛铺平了道路。一九三五年他辞去《大公报》社长和董事长职务，但他仍然是《大公报》最大的股东，是名副其实的后台老板。他先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主政贵州七年，他大力发展经济，开发人力，并革新县政，对于巩固后方支持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曹聚仁评价他「其人品与才学，都和司马光相近。」姜超岳言其「为人之风度，处事之魄力，见解之卓越，深感非常人所可及」。

吴鼎昌自述有三大志向：一是办一张报纸，二是办一个储蓄会，三是建一家大饭店。他逐一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一九三四年他在领导「北四行」期间，筹措资金在上海南京西路建成了八十多米高二十四层的上海国际饭店，是当时亚洲的最高建筑，有「远东第一高楼」之誉。

 吴鼎昌一九五○年病逝于香港，陈纪滢评其「一身事功无穷，从金融、经济、实业，一至省主席、文官长、秘书长，都有卓越贡献，足资后人景仰。他应是民国以来成功而最显赫的金融家与政治家之一。」「若以影响后代深远论，则仍以发起与扶植《大公报》为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