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

胡政之两次入主《大公报》，为这个报纸工作过二十七年，是与《大公报》渊源最深且贡献最大之人。

胡政之一八八九年生于四川成都，父亲胡登崧是甲午科举人。胡政之曾入读安庆安徽省高等学堂，读过严复《天演论》，并且对桐城派姚鼐和方苞的文章下过功夫。十七岁留学日本，曾与吴鼎昌同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

他通英语日语，能阅读意大利文和德文，回国后曾做律师。一九一六年由徐树铮推荐，担任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为《大公报》工作近四年。一九一九年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巴黎和会，是出席此一重大国际会议的唯一中国记者。他有志于新闻事业，曾遍访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著名新闻通讯社，其间他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达五百篇。

回国后由于王郅隆去世，《大公报》萎靡不振，转投林白水在北京的《新社会报》任总编辑。从一九二一年八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胡政之创办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开始自己的新闻事业，这一举措为将来新记《大公报》打下了基础，积累了办报经验，也培养了人才，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等，皆曾是《国闻周报》的骨干编辑与经理。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创刊的新记《大公报》，吴鼎昌出资任董事长兼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是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者各有专长，既合作又分工明确。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的如椽大笔固然已影响了中国重要的时期，使《大公报》的地位抬高;然而如果不是赖政之先生的擘划经营，使报纸销行全国，可能它的影响力要大打折扣。」

一九三一年日军占领东北，远在天津的新记《大公报》受到日本在华北势力的挤压，不得不从天津的日租界搬至法租界，这是他们流亡办报的开始，六天内搬完印刷设备、字模纸张等全部家当。陈纪滢说「冒险犯难是政之先生一生最辉煌的精神发挥，积极创业更是他追求的崇高理想。」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胡政之已开始筹划向南方扩展。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沪版《大公报》创刊，「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与各地交通中断，随后胡政之又创办汉口版《大公报》。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香港版《大公报》出版，「我们此举，纯因广东地位异常重要，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

港版上市之后，胡政之判断日军有南犯趋势，而香港非可守之地。所以在一九四〇年派王文彬筹建桂林大公报馆。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桂版创刊。胡政之说，「那时我们在桂林东郊有荒地三十七亩，开辟草莱，种菜植树，并自建防空洞三个，日机虽然常常轰炸，出版绝不受影响，具有百年抗战的绝大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港版停刊，桂林馆成为港馆的退路。胡政之说，「《大公报》虽然逃难，但它每一次被毁，我总有勇气去把它再建设起来。」抗战胜利后，他还酝酿在海外办报，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的《大公报纽约双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由于操劳过度，他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岁。

杨历樵曾说，「事实上，我们看《大公报》在国难中，由津而沪，而汉，而渝，又由沪而港，而桂，以及战后各馆的次第复刊，主要的都是由政之先生事先的决策，并经过绵密的筹备，而最后实现的。他那高瞻远瞩的眼光，大气磅礴的行动，在现代中国报坛，相信是很少能有人和他比并的。」

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划精至，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崑、乱不挡』。后起的如成舍我等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程仲文认为「《大公报》之所以能成为最有贡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三大机构——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大公报》——之一，得力于胡先生的擘画指导者甚多。」

胡政之一生本着「事业向前，个人后退」的原则。他说：「报人信条的全部精华，就是中国古书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我却力主应加上一句，即『毁誉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