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大公报》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无党派报纸」，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张季鸾厥功甚伟。邵飘萍曾经在其新闻学著作中评价张季鸾「张一苇君，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父亲是进士出身的县令。十五岁那年张季鸾拜关学大师刘古愚为师，与于右任同门。天才出众的张季鸾受到陕西提学使沈卫（沈钧儒叔父）的器重，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结识了同盟会群雄。

辛亥革命后归国，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时年二十三岁。一九一三年张季鸾曾因在《民立报》反对袁世凯而被捕，坐牢三月，同入狱者曹成甫死于牢中。张季鸾后将曹成甫儿子曹谷冰抚养成人，还把他培养成《大公报》记者以及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掌门人。

在张季鸾主导下，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起，《大公报》「社评」栏目不再署名，此后成为惯例。这样于立言便利，代表报社全体，也寓有个人不求名的意思。

一九三七年后在促进全国团结，鼓动人心士气，发扬民族精神，支持抗战到底方面，《大公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馆址屡迁，七七事变后，津馆不保，增辟沪馆，然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最后集中到重庆。毁一馆，设一馆，百折不挠，在日寇的飞机炸弹下，同人流离颠沛，备尝艰辛，弥久弥奋，坚守岗位，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对于十四年抗战，《大公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份报纸，而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从上海的四行仓库，到武汉会战的现场报道，《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总能把最新战况报告给读者。武汉失守后移师重庆的《大公报》，销量是重庆所有其他报纸销量的总和。

方汉奇曾说，「我曾经是抗战时期《大公报》除汉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庆、桂林五个版的读者，可以大体上算得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历史见证人，在我心目中，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唱出的是时代的强音，体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良知、他们炽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作为办报纸的人，张季鸾很清楚文字的时限。「我们写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但他著文态度严谨，执笔经过深思熟虑，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谈到一些问题，能够抽丝剥茧，插入对仗的警句，读起来琅琅上口。

他曾谈社评写作的要求，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张季鸾曾对王芸生谈起文章秘诀，他认为「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此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有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亚洲有日本《朝日新闻》和印度《泰晤士报》。

授奖词说，「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获奖后由张季鸾起草的《本社同人的声明》认为，「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在张季鸾的身上，的的确确看到了国士的传统。通过言论推动政治，团结御侮，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他非常清晰的理念。

这是张季鸾事业的顶点，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素来体弱，罹患肺病多年，一九四一年九月病逝于重庆，年五十四岁。毛泽东联名致唁，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人称许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正，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