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周埭村的小学终于在一座古庙里落成了。六周岁那年，村里的陈老师来家里动员，我便成了周埭小学一年级的新生。

上学是喜事，可书包却成了难题。那时，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买煤油、称盐，全指望那几只鸡下的蛋去供销点换钱。若去买一个现成的书包，要三块八毛钱，这在当时简直是笔巨款。看着我为难的样子，妈妈没有作声，翻出了爸爸那条膝盖和屁股都磨破了、实在没法再补的裤子。她拿起剪刀，把裤腿齐膝剪下，然后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崭新的书包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高高兴兴背着它走进了学校，心里满是骄傲。

那时候的泰县农村还没有通电，夜晚的农家，全靠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照明。晚饭后，小小的饭桌收拾干净，一盏煤油灯搁在中间，我们姐弟四人围坐着写作业。灯苗跳动，映着母亲昏暗中操劳的身影。

后来，学校搞红色教育，同学们纷纷穿起了草绿色的「军装」，背着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书包。我知道家里买不起那「军装」，盼望着自己能拥有一个红军包。有一次，我向同学借来背了两天，心里像开了花。妈妈看在眼里，没有说话，只是那几天，我发现她头上的白发似乎又多了不少。

直到一天晚上，妈妈像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姐弟几个人每人发了一个红军包。那是她在自制土布书包上，用红线绣出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七个大字。那一刻，我激动得眼泪直打转。妈妈不识字，更想不通没有读过书的妈妈，是如何将几个字绣得那么平整、漂亮。

上中学后，书变多了，书包也变得重了。那个裤腿书包渐渐显得单薄。妈妈又有了新办法：她把家里的碎布头一层层铺开，刷上面浆糊，贴在墙上晾干，做成厚厚的「干浆布」。干透后，她裁剪出书包的形状，再用结实的裤腿布包边。于是，一个新书包诞生了，它又大又硬，像妈妈的后背一样结实，足以撑起我所有的书本和梦想。

这些书包，陪我走过了整个学生年代。参加工作后，我舍不得扔，把它当作工作包使用。包边磨破了，我就拿去补一补，接着用。直到最后破得无法修补，我才郑重地把它放进书房的柜子里。如今，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每当我打开柜门，看见那泛黄的书包，仿佛还能看见当年那盏煤油灯下，妈妈低头穿针引线的模样。那一针一线里，不仅缝的是书包，更是她对我们沉甸甸的期望和无言的爱。

书包虽旧，母爱如新。妈妈永远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