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

王芸生一九○一年生于天津，幼读私塾，十三岁起在茶叶店、布店、木材店做学徒，把《史记》《汉书》读得卷了角，为了做打字员，还自学了英文。一九二六年，他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是特殊年代里极少数的跨党党员。

因为与张季鸾打笔仗，受到张季鸾的注意，一九二九年加入《大公报》，到一九六六年止，在《大公报》工作了三十七年。一九四一年张季鸾去世后他接任总编辑，主持《大公报》编辑业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和胡政之决定在《大公报》设立新的编辑方针——明耻教战。「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天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深厚，而责日本凌压中国之暴残。」指派入馆不久的王芸生收集资料，梳理甲午以来的中日关系史。

王芸生称自己从那时起「史运亨通」，他奔走于平津之间，遍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的文献史料，拜访历史学者袁同礼、王希隐等，曾担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亦向他提供重要的史料。

这项研究计划始于一八七一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准备写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整整六十年，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内容写到一九一九年时，因报社事务繁忙，暂为搁笔，实际写出的部分计四十八年，王芸生为此付出了心血。

两年多时间中，它在《大公报》上连载，后由《国闻周报》转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王芸生此后被视作中日问题专家。日本人很快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出版。一九三四年国内出版了单行七卷本，近两百万言。

蒋介石读后，邀请王芸生赴庐山授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传到了延安，成为毛泽东的案头参考。史学家刘大年说，「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

一九四二年中原饥荒，河南灾民三千万，《大公报》派出记者入灾区采访，《豫灾实录》发表后，王芸生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质问「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为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

社评发出后，蒋介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复刊后的《大公报》发行量大增。

一九四七年，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应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之邀赴投降后的日本考察。他归来后写了十二篇文章《日本半月》，在《大公报》上连续刊出。

一九四八年，《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王芸生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着《大公报》的立场转向未来新中国的主人。他在香港逗留的三个月里，亲自主持港版言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九五三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后迁入北京，王芸生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直至一九六六年停刊。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让人找出一九三四年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作为参考资料。在会见过程中，毛泽东两次提到王芸生，并对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

此后，王芸生的生活待遇与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一九七三年，他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再度访问日本。

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王芸生病逝，享年七十九岁。赵朴初挽诗云：「少年苦学历荆榛，终作浮天击水鲲。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朝宗百折溪流志，报国千端老病身。十载论文风雨共，泪挥遗著勉重温。」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谈判，期间多次与主持《大公报》的王芸生见面、会谈。王芸生劝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修订并完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王芸生晚年最大的愿望。一九七九年，王芸生自感体力不支，在朋友的建议下，初版中未写的一九二○年到一九三一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王芸生委托《大公报》张蓬舟，以大事记的形式终于补足为全书的第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