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昭恺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天津市一个职员家庭，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后，家庭无力供养其升入大学，十七岁的孔昭恺考进《大公报》编辑部当练习生，主要工作是翻译电码。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家报纸工作了三十八年，直至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公报》停刊，彼时他才从副总编辑位置卸任。

王芸生进入《大公报》比孔昭恺晚一年，但比孔昭恺年长，因为张季鸾欣赏王芸生的文笔，入馆不久王芸生开始撰写社评、主编《国闻周报》，并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孔昭恺谦虚好学，编务之余，喜欢在《大公报》图书馆读书，「王芸生教给我许多做报的方法。他说要写一篇评论，首先要弄清楚问题，然后琢磨写什么，要抓住每一个想法，认真地去想。根据事实，想出论点。特别要注意文章要有警句，有了警句，更可以吸引读者。我受教于王芸生的地方很多，我们的关系渐渐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从此，我也称他为王先生。」

孔昭恺在跑体育新闻的时候，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她曾经是篮排球选手和田赛选手，毕业于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南开小学任教，他们于一九三四年结婚，胡政之参加了他的婚礼。

从练习生到编辑主任，孔昭恺可以说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在汉口的时候，张季鸾有一天突然让孔昭恺写一篇社评，孔昭恺后来回忆说，「我听了有点冒汗，我这个材料怎么能写社评呢？」但还是咬牙写出了一千字，「写社评在大公报编辑部是至高层次，不免心向往之，只是凭我这点墨水实不敢冒昧从事，张先生的鼓励给我以信心。以后到重庆，也写过社评，质量不高，但渐渐能放开笔来写。没有张先生的引导，恐怕那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孔昭恺说，「我不喜欢张先生跟国民党的要人靠得那么近，但我深深敬重张先生的为人。我很喜欢张先生那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他常常是从白天一直工作到深夜，内勤也做，外勤也做，有时一般的记者招待会也要参加。」

一九四四年孔昭恺代表《大公报》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的款待。「入座之前，毛主席让我坐在首席，我当然不肯，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主席坚持要我上座，我心里非常不安地坐下了。」回到重庆之后，孔昭恺写了长篇通讯《西北纪行》，其中第八部分为「中共十八集团军与陕甘宁边区」，详述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四十三天的参观访问。

抗战胜利后，孔昭恺任《大公报》天津版编辑主任，一九四六年调任《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上海解放后担任《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一九五三年《大公报》北迁后，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长期主持版面工作，直至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公报》停刊。此后他调入北京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一九九○年临终之前，他在病榻上完成十万字回忆录《旧大公报坐科记》，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我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在旧大公报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提供一些资料，可以见旧大公报人是怎样工作生活的，也可以看看旧大公报是怎么一回事。」

《大公报》编辑部的业余生活之一是打麻将，孔昭恺回忆道，「听许萱伯说，大老板吴鼎昌最擅雀战。他能看旁家打出几张牌之后，便猜出那家手里是什么牌，『八九不离十』。北洋时期，吴曾在一场雀战中赢了当时财政总长张弧在北戴河的一所房子。胡老板呢，我从未见他打过牌。季鸾先生会打麻将，我只在重庆见过一次，那是一个晚宴之后，在王芸生家里。」张季鸾会唱昆曲，徐铸成能扮谭派老生。这些音容笑貌，通过孔昭恺朴实无华的回忆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