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彝民

费彝民一九○八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是民国著名导演、编剧费穆的胞弟，费穆为中国电影的先驱与宗师(有《香雪海》《生死恨》《小城之春》等作品)。

费彝民一九二五年从北京高等法文学堂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被保送至法国高等电机工程学院。由于「五卅惨案」，他主动弃学，担任北京陇海铁路总公所文员，结识此时正任陇海铁路会办的张季鸾。一九三○年起，他开始为《大公报》撰写新闻和通讯稿件。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发行一万号纪念特刊，费彝民撰写的《谈大公报的使命》在显著位置发表。他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对于部分读者而言，《大公报》是一个广义的函授学校，主笔便是老师，报纸便是课本。所以《大公报》在传达新闻、领导舆论之外，还应添上训导社会的使命。

在那样一个新式教育刚刚起步，教学设施极不完备的年代，由私营的报纸担当教化国民的重任，实在是远见卓识。

此文在报社内部反响很大，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十分重视，认为其文切合实际，目光远大。此文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设立明耻教战的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后，费彝民调至沪馆，采访新闻撰写社评才具卓绝。沪版停刊后，留沪的费彝民等人一边保管《大公报》在沪资产，一边加入《文汇报》，费彝民担任主笔。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费彝民曾为国民政府做过秘密的情报工作，被抓进日本占领军监狱拷掠逼讯，至死不屈，战后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一九四五年费彝民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赴台北报道日本投降典礼，并发表《台湾巡行》等报道，对于国民党的台湾接收大员多有批评。他的妻子苏务滋说，「费彝民的台湾之行写了一组很轰动的报道。应该说，那是一组感人肺腑的人间写实，也是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见证。」

一九四六年春，费彝民应邀重回《大公报》，担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负责经营和财务工作，亦撰写言论社评。一九四七年，费彝民与中国新闻界访问团一行六人，在访美期间与杜鲁门总统会面。

一九四八年，胡政之率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力量迁往香港复刊《大公报》，胡政之称其为「最后的奋斗」。行前的编务会上他说，「我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复刊号报头下印有第一万五千九百三十四号、督印人费彝民等字样。费彝民被任命为港馆经理，李侠文为编辑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费彝民兼任上海《大公报》经理。

一九五二年，香港《大公报》改组。费彝民出任社长，此后一直主持香港《大公报》直至去世。一九五四年，费彝民作为团长率领港澳国庆观光团赴京参加国庆典礼，一九五六年他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

那个特殊年代里，《大公报》是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的舆论窗口，费彝民更是沟通内地与国际之间的「超级联系人」，比如华人女作家韩素音被费彝民劝说回国参访。

费彝民说，「以我个人而言，过去六十年先后受季鸾、政之两位前辈的训导：张公教我如何做记者、爱祖国，胡公教我如何办报纸、管全局。全国解放后，又蒙周恩来总理教我如何为国家办事，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际遇，不仅是个人的荣幸，我想也是青年人今天所应该向往的途径。」

据费彝民回忆，周恩来接见他有五十多次，「总理说，我们肯定大公报三点：一、大公报是一贯爱国的；二、你们是坚决抗日的；三、你们培养了不少有用的新闻人才，并为党和国家所用。」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大公报》出版第三万号时，头版发表了社长费彝民所写《一万号到三万号》，追述了六十年来续办《大公报》的经历，堪称一部《大公报》简史，也是费彝民个人的简历。因推动中法友谊和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一九八二年费彝民获法国政府授予荣誉骑士勋章。

一九八二年初夏，邓小平会见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首次提出了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但保持香港稳定，继续发挥自由港作用的想法，提出解决香港问题著名的八字方针：「恢复主权，保持繁荣」。

《大公报》随即报道此事，引起港人关注，香港回归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签了联合声明，开始香港的过渡期。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费彝民任副主任委员。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大公报》百年社庆时曾说，「香港回归祖国，《大公报》扮演了重要而难以取代的角色。」

一九八八年五月费彝民去世后，爱国人士马万祺赋诗以为悼念，也是对其毕生功业的概括：「毕生心血献大公，无畏无私慎始终。爱国坚贞经考验，同心同德盼大同。新闻事业尊荣誉，文化交流众推崇。无限哀思伤永别，弘扬遗志慰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