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上月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成功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遗」喜讯余温尚存，本周再深入聊几句在十七世纪尼德兰地区风靡一时、根据葡萄牙一款名为「克拉克」号的商船而误打误撞定名的明外销瓷。

作为十七世纪尼德兰地区的本土「特产」，静物画的细分类别「华丽静物」（荷语Pronkstilleven）图像中最具辨识度的象征物件无疑是明代「克拉克瓷」（荷语Kraak Porselein）和华丽的鹦鹉螺杯。在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国家博物馆（Museo Nacional Thyssen-Bornemisza）二层的长期陈列展厅中，有一面墙上并排悬挂着三幅由「荷兰黄金时代」静物画家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所绘的「华丽静物」。三幅画中的静物无一例外被安置在极暗的背景中，一束高光斜射落下点亮桌面上的物品。其中抛开各类金属和玻璃器皿的材质反光，最耀眼的均是我国明代蓝白相间的外销青花瓷，甚至连镶金的鹦鹉螺杯都要作为陪衬。然而，在居中《有执壶和瓷盆、水果、鹦鹉螺杯和其他物品的静物》中，我竟觅得了「克拉克瓷」入乡随俗的痕迹。

事实上，随着过去三年在欧洲各大艺术机构内欣赏了大量带有「克拉克瓷」的静物画，我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自我国明代（万历年间为主）景德镇烧制的外销瓷在经海运登陆欧洲后，从十七世纪初抵时由老扬·勃鲁盖尔（Jan Bruegel the Elder）、克拉拉·皮特丝（Clara Peeters）等擅画静物的大师们精确描摹原汁原味的舶来品；到世纪中叶赫达（Willem Claesz Heda）和卡尔夫等人擅长的「华丽静物」题材，画中的「克拉克瓷」在器型细节上有了明显变化。就比如，提森博物馆所藏《有执壶和瓷盆、水果、鹦鹉螺杯和其他物品的静物》中的焦点便是闪烁着金光的执壶和瓷盆。其中执壶的壶嘴、壶把和底座均镶有金边、瓶口更配上了金镶鹿瓶盖；而瓷盆的沿口和盆底也被镶金包边。上述细节却从未出现在十七世纪初期静物画家笔下的明青花瓷中。由此可见，远渡重洋的「克拉克瓷」在登陆不久后也经历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本土化改造。

那么，十七世纪尼德兰地区给「克拉克瓷」再加工的「后镶金」步骤，究竟是为了华丽之名而「金镶玉裹」？是欧洲皇室贵族的特殊审美喜好？还是客观对瓷器的保护措施呢？「华丽静物」题材中必备「克拉克瓷」，这类在当时被视为「白金」的舶来品本身就象征着奢华，有无器身镶金包边本无影响。但耀眼夺目的结合白洁亚光的瓷胎与清雅幽深的青花，如此材质的撞色不仅给予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更顺应了当时全欧巴洛克时期推崇金碧辉煌的奢华潮流。由此，对瓷器增加金银装饰细节在迎合欧洲贵族时代审美的基础上，还完美契合十七世纪尼德兰贵族富商们力图通过「华丽静物」中珍稀材质堆叠的画面来实现炫富需求的私心。

除了符合时代审美和满足个人炫富，对「克拉克瓷」的后镶金工艺实则还有实用性的考量。首先，西方的分餐制和我国饮食习惯截然不同，为了能符合欧洲人的餐饮习俗，金银工匠们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在不损坏瓷体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像卡尔夫画中这类「给执壶加盖，给瓷盆加把」的设计其本质上是为适应欧洲风土人情而做出的功能性改造。其次，东印度公司横跨万里的海运商贸，让质地脆弱的明青花瓷有极大概率随着运输途中的撞击磕碰而瓷体受损，器沿、瓶口和壶把等局部尤为脆弱。因此，工匠们对「克拉克瓷」的再加工，不单是对运抵时已破损商品的补救措施，更是减少这类当时如白金般贵重的舶来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受到损耗的未雨绸缪。瓶口、壶嘴、底座、壶把的镶金既能保护瓷器最易受损的部分，还能满足炫富的虚荣心，可谓一举两得。画中「克拉克瓷」看似华丽的中西合璧奢侈品，实则是我国外销瓷入乡随俗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