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是蒙古族，一九一○年生于北京城东一个苦寒家庭，曾就读于基督教会办的崇实小学，读崇实高中的时候，开始在北新书局做练习生。一九三○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一九三三年转学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选修了埃德加·斯诺那时开设的「特写旅行通讯」课程，一九三五年毕业后由沈从文、杨振声引介入《大公报》，负责「文艺」副刊，立志要把它变成「社会文化启蒙器」，得到胡政之的大力支持。巴金、靳以、凌叔华、叶圣陶、冰心、李健吾等成为副刊的作者，副刊成了口碑很高的品牌。萧乾曾说「从民初，特别是『五四』以来，文艺副刊对许多作家来说，都起过摇篮作用。」

沪版创刊后，萧乾兼做津版和沪版的副刊编辑，还记写了大量旅行通讯。「现在回想，我确实曾把吃奶的力气也拿出来，很想在老板信任、朋友支持下，结结实实干点事。」「我向投稿者保证，有稿必看。那时我的精力真好。除了编辑工作外，每天我多则能看十万字来稿，并且努力做到连退稿都附一封信。我没有助手，一个下午就得写上二三十封。」

萧乾说，「另一个我花力气较多的，是《书评》栏。我称书评为现代文化事业里一个新兴势力。在出版事业上，书评家是代表读者的鉴定者，是文化生产的监督人。」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逐渐地我在朋友及投稿人中建立起一支书评队伍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是新记《大公报》十周年，报馆决定大举纪念。「我忽然记起读新闻系时，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普立策奖金，是颁给已出版并有初步评价的现成作品的，于是就向老板建议，仿照哥伦比亚大学办法，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另外，为了纪念，出版一部《大公报小说选》。」萧乾的意见被采纳，一九三七年五月《大公报》公布了三部作品及获奖者：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由林徽因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也相继出版。萧乾曾说，「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的艺术品一样，一看便能辨认得出。像尊名窰出的磁器，好的文章有着一种光泽：也许是一滩透澈的思想，也许是奔放的想像，在死的文字丛间焕放着美的光芒。」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沪版《大公报》从十四版缩减为四版，萧乾被《大公报》遣散，「要我自谋生路」。萧乾后来说「困居昆明的那几个月，是我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自从一九三五年当上报人，马不停蹄热闹了几年，突然，生活变得那么冷清、闲散。」赋闲数月以后，萧乾辗转香港，受聘编港版《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立刻又满怀热情投入工作中。「『文艺』过去从不登萎靡文章。现在仅仅那样就不够了，我们把文章变成信念和力量。」

萧乾在《我与大公报（1935-1939）》一文中说，「根据穆紫所列的篇名，包括杨刚编的时期在内，《大公报》这个刊物（指文艺副刊）在三个年头内，竟然发表了一百一十八篇来自延安的文章，其中陈毅的《最近的山西》连载了三期，刘白羽的《蓝河上》连载了十六期，何其芳的《夜歌》连载了四期，沙汀《抗战期中的『日后』文艺》连载了五期。如果加上来自战区的文章。说《大公报·文艺》曾为抗战作品提供过重要园地，该不是溢美之辞。」

一九三九年十月，萧乾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萧乾作为战地记者，给《大公报》写下很多欧洲战事的报道。他还利用这段时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离开香港之前，萧乾向胡政之推荐燕京大学的同窗杨刚接任副刊编辑。萧乾说，「《大公报》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为我提供了实现种种生活理想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

「《大公报》历史上有几次高峰，我赶上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的新记《大公报》十周年纪念，另一次则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香港《大公报》在政治上的变化。」萧乾的思想转变，实际上很艰难，他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痛苦过程，「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

一九四九年，萧乾担任英文版《人民中国》副总编辑，一九五七年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一九九九年逝世。

萧乾在《回忆创作生涯六十年》中说，「综观我这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这也是我青年时期有意识的选择。一九三二年我就看中了记者这一行业，并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个规划：通过记者生涯，广泛地体验人生，以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最终鹄的。尽管我走过的生活道路十分崎岖，成就也微不足道，但我仍认为自己十分幸运：一辈子基本上是照我原来所设计的路子走过来的。」

萧乾创作有大量文学作品，短篇小说《篱下集》《栗子》，长篇小说《梦之谷》，散文《小树叶》《珍珠米》，翻译作品亦多，《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合译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