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张纯如（Iris Chang）在美国加州自己的轿车内开枪自杀。虽然导致张纯如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按照她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的说法，「日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纯如的自杀负责」，因为日本人在南京所犯下的残暴罪行，不但是从抗战岁月走过来的张纯如父母那一代人的梦魇，也是张纯如在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时所遭受的痛苦磨难——「纯如在写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屠杀的血腥的文献和报告，以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撼，导致失眠、厌食」，而这本书出版之后「日本右翼分子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开始了针对这本书的一连串攻击」（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该书中文版序中如是说），「日本媒体和激进分子抓住任何机会对纯如进行文字攻击，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当纯如积极推介此书时，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见张纯如丈夫在书中的「尾声」）。从某种意义上讲，南京大屠杀的残暴延续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纯如身上。

这种残暴首先是源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发生在南京城的日军大规模屠杀、强奸事实。在撰写《南京暴行》时，张纯如通过收集／阅读大量史料、联系欧美见证者后人和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重返」了当年南京大屠杀时的场景。日军的凶残和惨无人道震惊了张纯如，使她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折磨；而《南京暴行》出版后，她还受到毫无反省意识的日本右翼不断的攻击、威胁和恐吓，也使她不仅要面对历史上「南京大屠杀」的惨烈，还要经受当下「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的精神创伤──这对张纯如而言无异于是在精神上遭受又一次「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说她写《南京暴行》是要「描述两种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独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杀本身」，「其二是对大屠杀的掩饰」。她以书写和生命告诫世人：「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希望日本人能重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