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了三四年的上海文学馆，终于在八月二十七日向读者开放了，我长舒一口气。令我倍感欣慰的是，那些在精神成长中给予我恩惠的前辈们从此可以在文学馆里「重聚」了。一个小细节让我还十分得意，在三层展厅的一头，我们为施蛰存做了一个「北山楼的四扇窗」小展区，从这里望下去，就是施先生和朋友们当年活动的公益坊。

沈园非复旧池台，公益坊亦如是，尽管这三个字还挂在四川北路临街的骑楼上，但它已是复建出来的商业区。资料上说，刘呐鸥、施蛰存等几位朋友创办的水沫书店在公益坊十六号，另一家左翼出版机构南强书局在三十八号，辛垦书店也曾一度扎根这里「虬江路口好茶居，宾至如归席不虚。学士文人兼画伯，茗边一笑定交初。」（《浮生杂咏·五十七》，《沙上的脚迹》）施蛰存追忆的新雅茶室，是「学士文人兼画伯」「每日下班后常聚之所」，他在这里结识了曹礼吾、曹聚仁、叶灵凤、姚苏凤、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人。当年虬江路、武进路一带，书店、剧院密集，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如今还能找到水沫书店旧址吗？我只好求助老地图，一看更是晕头转向，大概除了当年的颍川寄庐仍在原来的位置，其他的街巷，我都对不上。我向来过这里的老土地请教，他们说四川北路临街房子还是老样子，武进路口原来被一排商业建筑环抱，这个街角和临近武进路一排房子，在二○○六年造地铁时拆除了。不到十年后，公益坊的整体动迁开始，多么精确的老地图都无法捕捉瞬息万变的现实图景。

同济大学的汤惟杰教授告诉我，二○一五年《城市中国》杂志曾做过公益坊的专题，并把当年的采访者袁菁女士介绍给我。《城市中国》第七十一期主题是「老城复兴：社区活力的基因追寻」，我在网上找到了当年的文章，我还读过一位在这里长大的卢先生公众号上的文字。感谢这些城市记忆的守护者，让我对公益坊有了施蛰存文章之外、城市地图上也从来不会有的肌肤之感。我仿佛造访了这里的药店、理发店、书店，弄明白了附近小学的位置，重温这里老住户几代人的故事，甚至弄堂口有一扇铁门的事情都在他们记忆里，让我多少领略当年北四川路电影院、咖啡馆、书店遍布的风采。

动迁时，人们还谈到跟公益坊有关的另一位文人楼适夷的故事，楼适夷在《话雨录》中写过：一九三二年秋天，他借住在已经停业的水沫书店楼上，有一天冯雪峰通知他，鲁迅要会见一位红军将领，组织上请他负责将这位将领带到鲁迅家。他们约定在已停业的水沫书店楼上碰面，再去鲁迅家。按照组织纪律，他不便问来者名字，多年后，楼适夷才知道，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陈赓。（《鲁迅二次见陈赓》，《话雨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在《送别江丰》一文，楼适夷还谈到他与美术家江丰同住于此的经历，一九三一年，冯雪峰介绍他住到公益坊：

他介绍我到书店后面一条弄堂公益坊十六号的楼上去住，这十六号原是水沫书店原址，书店已经关门，只留下一个存书和纸型的仓库，有一对熟人夫妇在看守。我搬去时，江丰已住在那里，于是我们成了前后楼的贴邻。（《话雨录》）

「左联五烈士」遇害后，「左联」创办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便是纪念死难者专号。这样的杂志没有大印刷所敢印，他们找了一个小印刷所，江丰和楼适夷被组织派到印刷所，几乎一夜未眠，「天朦朦亮，刊物都印好了，工友送我们出门，叫了两辆黄包车，搬上印好的成品，浩浩荡荡，通过几条大马路，和无数道巡捕的岗位，回到公益坊的宿舍。我们两人的床下，便成为刊物的仓库。一夜未眠，天一亮，就来了许多帮忙的朋友，很快地装折成册，盖上报头，贴上照片。《前哨》创刊号便出版了。这是我和江丰合作的最初的战斗友谊。」公益坊里的水沫书店结束了，想不到它又成为仅出版了一期的《前哨》诞生地。

八十多年后，公益坊面临拆迁，居民们又想起这个红色故事，然而，它并没有保住公益坊，沧海桑田，往事也只能随风而去。那时，我已生活在上海，然而终究与公益坊擦肩而过。大约我还不曾领悟到，现代性体验的核心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更何况，石库门老房子并不坚固。

在时间的洪流中，回不到过去，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接受现实。我思考的是在城市更新中如何安置它的旧迹和记忆，日新月异与文脉赓续如何找到平衡。很显然，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个事情，人们还是应该有共识的：历史原物跟复刻品不是一回事，价值也不同。城市改造中，老建筑、老街区的原真性特别重要，不然，像书画的赝品一样。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上，我并非原教旨主义者，我倒是希望很多老建筑多活化利用，老街区不能为保护而圈禁，最有活力还是要有人间烟火气。这方面，各地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案例，上海似乎又迎来新一波城市更新的热潮，在我们有限的历史资源中，我们一定要像对待眼珠子一样去爱护它们。我也读过公益坊老住户对这里当年热闹生活场面的怀念，城市发展如滔滔巨浪不可阻挡，然而，一座城市迅猛发展的同时，又得能容下人们的这些记忆，它才是真正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