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间，一条轰动性的考古新闻在全国炸开：陕西凤翔发现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先秦墓葬；墓中发现殉人186具，为古墓之最；墓葬中的「黄肠题凑」椁具为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还有诸多「第一」正在陆续揭晓……

最早报道这件新闻的是《光明日报》，随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跟进，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新闻爆点。我当时刚刚就任《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正处于年轻气盛、事事争先的人生阶段，看到这条新闻就向总编辑鲁思主动请缨前往采访。

然而，没想到这趟访古之行，一出师就遇阻。我们还在西去的火车上，陕西方面就下了一道禁令：为保障考古发掘不受干扰，雍城考古队不再接待任何外地记者，省内新闻单位非特许不得前往采访，也不得给外地媒体提供帮助……这对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而言，简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关隘。眼看着此前到达的几批外地记者，辛辛苦苦跑到大墓跟前，却接连吃了闭门羹，我知道硬闯必是死路一条，必须另找开门的钥匙。说起来也是急中生智，我忽然记起几年前曾跟着鲁思拜访过一位他的老同学，是搞考古出身的，我连忙翻找我的通讯本，哈，「茹士安」的名字赫然在目，当即打电话联系茹老先生。茹老是陕西考古界的名宿，曾任半坡遗址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上次见面时，我们一老一少聊得很嗨，并非聊考古，而是聊书法。这回，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恳请茹老帮忙搭线，与雍城考古队接上关系……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我带着茹老先生的亲笔信，扣响雍城考古队队长韩伟先生的门环时，他先是严词拒绝，不肯开门，当我喊出「茹士安」的大名时，「支呀」一声，门就开了。他打开书信，看了一眼，随即把我们请进办公室。

那天，我们从午后一直聊到夜幕降临，韩队长倾其所有，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还请我们在考古队吃了一顿关中便饭。

正是靠着对韩伟的「独家专访」，我们拿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新闻线索，完全可以不「违规」进入考古现场，而对十年雍城考古的成果，做一次全方位的深度采访──这些首次发布的考古新闻，对远方的读者而言，同样新鲜有趣……

那些天，受禁令的困扰，各报同行都憋在宾馆里「守株待兔」，而我和同行的老鄥却每天东奔西走，行色匆匆，晚上加班写稿，再摸黑走上几里夜路，找到附近唯一的小邮电所，把千把字的稿子用长途电话一字一句「传回」编辑部──这是当年新闻记者通讯联络的实况，走笔至此，真是极为羡慕当下的记者们便捷神速的互联网传输啊！

那些天的奔忙虽很艰苦，却卓有成效，更多「独家猛料」被我们挖掘出来：我们找到了大墓所在村庄南指挥村的老支书，请他谈了这座大墓被发现的全过程；我们又找到当时为考古队做向导、指认出这片「不毛之地」的村民靳思治，听他讲述当「洛阳铲」第一次探明这块「不毛之地」竟是一个浩大的古墓时，众人欢呼雀跃的情景……

于是，一篇篇以「秦公陵区雍城遗址访古记」为总题目的特稿，在报纸连续刊出：《秦公大墓是怎样被发现的？》《浩大的秦国宫殿》《秦公墓前话盗洞》《在殉葬制的历史剖面上》《秦穆公墓的历史误会》《雍州的城与隍》《最早冰窖的发现与被毁》……

编辑部反馈过来的信息是令人鼓舞的，本地读者对这组特稿的关注度快速攀升，不少外地纸媒纷纷转发，其中《秦公墓前话盗洞》一文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转载。

那天，韩伟队长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上海《文汇报》的郑重先生来了，他看了我们的特稿，专程赶来了解秦公大墓的情况。他想邀请我们见个面，聊一聊。郑重是有名的文化记者，我与他曾有过一两次业务上的联系。正是凭借这次难得的「队长特邀」，我才得以第一次「深入」到地下24米深的大墓挖掘现场，亲眼直击了考古队员们发掘、记录、拍照、提取文物的场景，那天提取出来的是一块玉珮，纹饰精美，完整无缺。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亲临现场观摩考古发掘，印象深刻，恍然如昨……

时光荏苒，整整40年后，2026年8月11日，我携外孙女重游凤翔，专程探访雍城故地，此时的秦公一号大墓已扩建为一座浩大的先秦陵园博物馆，墓主人秦景公的雕像，已高矗于博物馆门前。我伫立在秦公大墓的围栏前，凝神而思：彼时，我们曾为探访其真容而奔波千里，费尽心机；如今，两千年前的大墓，包括那些殉人、那些盗洞、那些木碑、那些「黄肠题凑」葬具，都清清楚楚地裸露在眼前，供后人参观和思考。而主持这些考古发掘的韩伟先生，却已仙逝多年了，那些曾给我们提供过宝贵帮助的考古队员们，也已风流云散……

秦景公，名嬴石，是秦国建都于雍城的第八位国君，曾执掌秦国40年，是雍城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而他的第十四世孙，就是完成统一霸业的秦始皇。当年我来此采访时，墓主人是谁尚未确认，那些刻有铭文的石磬刚刚出土，尚未释读。后来，正是依据这些铭文，墓主人的谜团方得以解开……

四十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我已是白发苍苍，凝望着秦公大墓神思驰远，顿悟何谓千年一瞬，何谓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