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原名范希天，一九○九年生于四川内江，一九二七年投考黄埔军校未果，进入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辗转到武汉以后，十八岁的范长江加入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团，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与部队失去联系。一九二八年考入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并加入国民党。他一九三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写作，被胡政之发现之后，以每月十五元的报酬相约专为《大公报》写作。范长江有强烈的愿望要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经过一番周折，没有一家报社能接受他的采访计划，唯有《大公报》同意他的西北考察计划，并决定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且预付稿酬。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南下采访，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到达重庆、成都，沿途撰写了大量旅行通信，五月十日起在《大公报》发表。七月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至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他经历了各种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翻越祁连山、贺兰山，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实地调查了川西、川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于一九三六年到达包头。沿途他写了大量通讯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这些报道先在《大公报》发表之后，又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深受读者欢迎，数月内连续再版七次。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范长江撰写的《陕北之行》系列通讯，汇编成《塞上行》由大公报馆在上海出版。

西北行结束以后，范长江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于是，自己内心发生了一个大问题，觉得这个职业关系社会太大，不是普通一个吃饭的事情，因此，我不知道怎样做才对得起这个职务。自己想来想去，得不到解答。于是特别为此事去请教那时在北方大名鼎鼎的某前辈（指胡政之）。他当时给我一个法则说：『作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诚。』他说话的态度，很严肃而深沉。我那时浑身发热，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名山访道，如今已得了『一字真传』，今后一生当受用不尽。我本着那个『诚』字，一直干了三年。」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一年多的时间里，范长江跑遍了抗日主要战场，先后在《大公报》发表战地报道七十多篇，汇编成册为《西线风云》，计有约二十万字。他的战地通讯写得真实动人，以敢言而著称。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只身进入西安，后转赴延安，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他极为有名的一篇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共提出的四项保证内容及时公诸于世，极大地影响了未来政局的走向。

胡政之为此反反复复考虑再三，最后下决心要冒违检风险，让范长江连夜赶写出来，不送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所，径自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的上海版和天津版显著位置同时刊出。据说蒋介石为此大骂张季鸾，但并没有处分《大公报》。

《大公报》和红军长征结下过一段奇异因缘。时任中央队警卫队指导员、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通讯课主任，带领记者奔赴卢沟桥、南口、台儿庄、徐州、昆仑关等战场。据孔昭恺记述，一九三八年在汉口的《大公报》编辑部，范长江与总编辑张季鸾有过激烈的争吵，他被立即辞退，原因未知。

范长江一九四○年与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的独女沈谱结婚，他们育有四子。沈谱一九三九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曾在邓颖超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离开《大公报》以后，范长江与胡愈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一九三九年在重庆，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