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分享会现场（受访者供图）

9月19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起——刘文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新书分享会”在北京PAGEONE五道口店举办。

本场活动是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重要活动之一。著名学者、翻译家刘文飞携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做客书店，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宗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一起，围绕俄罗斯文学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与复调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谈。

刘文飞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翻译领域的杰出学者，是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资深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者，于去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研究俄罗斯文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其新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名家讲经典”丛书，以散文笔法深入浅出地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受到广泛好评。

“中国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学读者”

活动伊始，韩敬群便抛出了核心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俄罗斯文学？他提到，当下外国文学阅读中，黑塞、伍尔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作家尤其受到中国读者追捧，他们的作品都有些艰涩，却依然吸引大量年轻读者。他因此对中国读者的阅读水平满怀尊敬：“大家能够看到世界文学的好，而不仅仅是从娱乐的角度、消遣的角度来读。中国读者对于好的文化、好的文学的吸收，体现了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刘文飞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学读者，因为中国读者最爱读的几位外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都是各语种中最具现代性的经典作家，“现代性意味着对生活存疑，作品具有高度包容性，不能简单得出是非”。

在刘文飞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核心的启示在于：“人”是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无法解开，但解与不解，人生的质量截然不同。在这个认知层面，中国读者是走在前面的。这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民族历经的苦难之多、大起大落之剧烈，使中国人格外清醒。而这种清醒，加上对存在真谛的追问以及不愿盲从他人思想的独立姿态，最终会让中国读者不约而同地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

王宗琥从两个民族相似性的角度进行了补充。他指出，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理性异化、人的主体性觉醒等问题非常相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思索了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根基的同时吸收西方有益成果，这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现代性，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并未因时代变迁而失效。今天，我们可能不仅受到‘理性’的限制，更可能被人工智能算法所框定、所异化。这些问题都在俄国文学中探讨过，所以我们读起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一话题也引发了现场读者关于文学在科技时代的处境的提问。刘文飞认为，科技让人趋同，而文学使人存异。“在AI时代，文学能让你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存在的意义。”

韩敬群则引用罗素“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和苏轼“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的观点，指出科学是让万变成一，而文学则把一变成万。“科学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它未必能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增加我们对人性的认识。科学和文学在不同的轨道上解决人类不同的问题。”

陀翁作品具有强大思想的压迫力和震撼力

韩敬群在讨论中提到，刘文飞在书中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小说定义为“思想小说”，而 “在小说里面谈思想、谈信仰、谈救赎、谈宗教，从一般的文学角度来说是很危险的事。”他引用中国传统文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指出中国文学更多讲究意境，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强大思想的压迫力和震撼力，别有一番魅力”。

刘文飞解释道，“思想小说”并非指作品中充满哲学神学，而是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的一个体裁概念，相当于英语中的Ideological novel。“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小说通常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多少个主要人物就有多少个思想，恩格尔哈特对此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每个人物都是‘行走的思想’。”

他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指出卡拉马佐夫家的五个人是五种世界观、五种存在方式：老大德米特里醉生梦死却心中有上帝，老二伊万思想深刻却走向不信，老三阿廖沙形象塑造最苍白却又是最善良的一个，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接受了伊万的思想却加进了对社会强烈的报复。恩格尔哈特在此意义上称其小说为思想小说，但读者绝不会觉得枯燥，也不会觉得主题先行。

王宗琥指出，这不仅是内容层面的问题，更是艺术形式的伟大创新，即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传统作家像托尔斯泰，是作品的上帝，决定情节组织和人物设置，最终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不同的有价值的声音和意识在不同主人公身上作为代表，在交锋中不断发展自我，最后每一个思想都得到很大发展，但也并未融为一个思想。

“这是他的开放性，在艺术形式上，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这么写一部作品，而这个是对世界、对人认知的非常大的改变。”王宗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的世界是多样的、多元的，不存在最终决定的定论，而人是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存在，他真正开发出人身上的复杂性，“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讲人不能被穷尽的可能性”。

阅读如人生：不是目的，是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书名中的“读法”一词，刘文飞坦言是“借来的”。他曾翻译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其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四种读法：

一是从现实小说的角度读；二是将其看作“新基督教”文本，从宗教角度读；三是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作品读；四是视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来读。此外，还有巴赫金的“复调”、恩格尔哈特的“思想小说”、伊万诺夫的“悲剧小说”以及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等解读方式。

而在翻译《死屋手记》的过程中，刘文飞又发现了三种新的读法：从音乐的角度读，《死屋手记》是一部交响乐，明暗色调彼此交织和过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工程学院学制图专业，因而也可以从绘画的角度读；从戏剧的角度读，《死屋手记》中犯人排戏的场面写得精彩绝伦，极具戏剧张力。“从绘画、音乐、戏剧的角度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他的小说，没准又能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王宗琥则补充了另一种读法：读刘文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看研究者如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特别赞赏刘文飞以散文方式写作学术著作，认为这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更多是诗性的、灵性的、感悟式的，“以美文评美文，可能比理性的实证学术文章更加能够触及一个作家的创作本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不仅可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思想与创作，也能从侧面了解19世纪俄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这本书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非常好的导论。”

“这本书的题目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其实还不如改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读法》，因为文学阅读是没有标准方式的。我们只是给你一种启示，你最后会找到自己的读法。”刘文飞补充道。他建议不要把“读法”看成数学答案，而是看成生物学上的进程，因为，“阅读跟人生一样，它不是目的，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