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九月，美国接连有两位「名女人」去世，桃莉·芭顿（Dolly Parton，1946-2026）和格洛丽亚 · 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1934-2026）。前者是著名乡村音乐歌手、词曲作家、演员和慈善家，后者则是记者、社会活动家、女权运动领袖。两人前后相差几天离世，引发了公众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关注。讨论中聚焦的关键问题是两人在女权运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谁才是女性主义的「图标」（icon）或曰偶像。

这两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取得了成功：芭顿出身贫困，六岁开始作曲、演出，一生获奖无数，财源滚滚，功成名就后又回馈家乡田纳西州和美国社会。她还通过建立「多莱坞」（Dollywood）主题公园和基金会支持儿童教育、医疗研究、动物保护等诸多慈善事业。斯泰纳姆则投身妇女解放运动，提倡改革歧视妇女的深层社会结构，在美国国内外发表演讲，组织社会活动，创办《女士》（Ms.）杂志，被视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趣的是，芭顿一般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斯泰纳姆则认为芭顿实际上活成了女性主义者的样板。

美国现在的年轻女性可能不了解或不完全赞同斯泰纳姆的立场，但她们多半对芭顿大为崇拜。这不仅因为她从贫困中崛起，克服众多挑战取得成功，还因为她追求事业的同时也不忘打造魅力四射的女性形象。尽管身高只有一米五四，在公众视野中她总是金发披肩，身段曼妙，无意间契合了「数字女权运动」时代对身体、传播、消费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