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透露，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二百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而在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家已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预计到「十五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十万亿元。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世界。生产力的跃迁、产业形态的重构、治理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切都在加速。但在这片热闹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停下来认真思考：当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各行各业，谁在定义AI的知识框架？谁在引导价值观念的重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二○二五年「前海智库院长对话论坛」上，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他指出，AI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其中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被殖民」的风险──「当前AI大模型的『喂料』大多来自西方，这可能导致非西方国家丧失信息主权与思想主权，陷入前所未有的被『思想殖民』。」

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

今天的全球AI训练数据，高度集中于西方语料。当大模型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框架来理解世界，当AI系统以外部标准来界定「何为正确」「何为好的治理」，一种比芯片断供更为隐蔽的依赖便悄然形成──它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一个国家的认知基座和价值观念的底层逻辑，甚至在重构人类的知识图谱。

今年三月，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会议NeurIPS（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在其二○二六年度征稿指南中新增一项条款，规定「受美国制裁机构名单中的组织将被禁止参与投稿」。仅以「中国」为筛选条件，受影响的实体就达八百七十三家──华为、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中芯国际、海康威视等国内核心科技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以及部分受制裁的高校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均在列。这些机构不仅无法以自身名义投稿，其资助、委托或合作完成的论文也将被直接拒绝，受影响人员还被排除在同行评审、编辑等学术服务之外。消息一出，中国计算机学会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中国科协随即宣布停止受理学者参加NeurIPS的资助申请。

这一事件暴露了一个冰冷的事实：知识主权的争夺，已经从学术殿堂延伸到算法底层。真正的技术自主，从来不只是「有没有芯片」这么简单，而是「是否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中国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实践，蕴藏着丰富的治理经验和文明智慧，但尚未充分转化为具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思想资源和可计算的结构化知识数据。谁来定义「何为好的治理」？谁来决定「何为正确的逻辑」？这些问题的答案，正从学术讨论转移到算法底层，构成新型的「认知基础设施」竞争。

再把目光转向中国智库。自二○一五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以来，中国智库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二。然而，「库多智少」的结构性矛盾同样突出──优质知识供给严重不足，大量研究停留在套用西方框架、追逐短期热点的层面。更为严重的是，在传统知识环境下，资料整合、信息梳理本是有门槛的专业能力，而今这类能力正在被AI迅速规模化复制。智库面对的已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那么，在这场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竞争中，澳门能做什么？

澳门虽长期受西方影响却始终保持中华文明主体地位，四百多年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融合经验，使澳门天然具备讲述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说服力。今年八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正式公布。澳门「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按「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布局四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锁定数字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四大优先方向，并关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细分领域。

澳门虽小，但可以有大担当。澳门拥有中葡双语法律体系、自由港地位和广泛国际网络。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征程上，澳门可从学科建设、智库服务、文化传承到国际对话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澳门智库的使命，就是将中国现代化经验、特别是「一国两制」的实践转化为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理论资源和结构化知识数据──在AI时代，为中华文明的数字化存续与传播筑牢根基。以丰富的中西并举、古今同在历史文化底蕴资源，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根基，以中葡平台和国际网络为纽带，澳门完全有条件成为守护知识主权的前沿阵地。

AI时代，知识主权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关乎每一个国家认知基座的现实问题。当大模型的「喂料」决定了一个民族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定义自身，谁掌握了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谁就掌握了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守护的不仅是一座城市四百多年的文明传承，更是中华民族在智能时代的自主知识话语权。

澳门虽小，可以有大担当，也应该义不容辞，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