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认识萧军，后认识萧红。连续两个「认识」，是有区别的。

认识萧军，始于活生生的人。准确来说，我是通过父亲认识萧军。而认识萧红，是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她的作品、重新理解萧红作品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以及她在女性写作传统上的开拓，这中间相隔四十年。

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澳门，萧军任团长。代表团下榻葡京酒店。那时的葡京酒店前，是铜马广场；广场对开是海面、是堤岸、是参天大树。所谓的「铜马」是一座雕塑，是第七十九任澳督亚马喇骑在马上的造型，澳门人称之为「铜马像」，虽然当年我们并不清楚铜马像的主角是谁。这座雕像，于一九九二年澳门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时期拆卸，后运返葡萄牙，安置于里斯本机场附近的一座公园。今天，葡京酒店前已成为澳门公共交通枢纽；当年的海面变成脚下的陆地，唯有「亚马喇前地」这个地名，尚能窥见一丝历史痕迹。

铜马广场是当时的澳门地标之一，铜马像的迁移，印证了澳门时代之变。

父亲那时每天从居住的内港步行到铜马广场晨运。有一天，父亲在广场遇到散步的萧军先生，身旁是女儿萧耘。年轻时父亲是文艺青年；中年从东北移居澳门，生活担子沉重，却初心不改，成为标准的文艺中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澳，在小城是大事。父亲关注澳门报章连篇累牍的报道，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偶遇萧军父女。那时澳门人口不多，游客也不多，清晨的铜马广场更显空旷。据父亲回忆，萧军满头银发，头戴一顶小帽，站在铜马广场的大可乐瓶装置旁，女儿萧耘正在为他拍照。父亲认出萧军，贸然上前，深鞠一躬，并自我介绍。父亲此举，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夹杂着「君自故乡来」的亲近感与乡愁。

许是出于同乡之谊，萧军约父亲晚上到葡京酒店见面。父亲下班后顺路买了水果带去，萧军见了大笑说：「哈哈，还买『鲜货』来！」北方老人管水果叫「鲜货」。父亲担心萧军父女认为自己「白撞」，主动递上证件，此举又把萧军逗乐了，说他毋须查父亲的档案。父亲和萧军谈得投缘，萧军关切地问父亲有什么需求，父亲说只想要萧军写的《吴越春秋史话》或是在抚顺时写的京剧剧本，老人遗憾地两手一拍说，「都没了！」

如今再忆这段往事，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博闻强记。移居澳门后，原来家里的书都没有带来。妈妈最后悔的是不该把外公留下的《康熙字典》放在亲戚家里保管，后来亲戚说没见过字典。父亲知道萧军写过剧本，全凭记忆。后来我专门去看中国作家资料网，记载萧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从事戏剧创作，抚顺京剧团还演出过他编写的历史剧《武王伐纣》。

萧军在澳门的几天，父亲每天下了班就往葡京酒店去，看看老人有什么需要。萧军父女离开澳门前，父亲见他们带的东西太多，就从家里拿了一个当年港澳最常见的红格子旅行包送给他们。

萧军回去后，请女儿萧耘代笔写过几封信来，随信有他们父女和父亲在铜马广场的合照，并寄来《八月的乡村》签名本。因为父亲的关系，当时我也留意报纸上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报道，萧军的名字常与萧红相连。

萧军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在京逝世，在他访问澳门后的一年，享年八十岁。

现代文学史将萧军和萧红归入「东北作家群」。《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一起成为当时受到关注的抗日小说。两部作品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作家流亡上海及抗日救亡思潮高涨的背景下诞生，收入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鲁迅为两部作品作序，尤其称许《生死场》「力透纸背」，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当年的我，尽管还不能深刻理解「二萧」作品，但当年读到《生死场》中「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样的句子，心头被猛烈撞击。直到今天，每想起萧红，这句子就会在脑海浮现。近读张莉教授《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更有耳目一新之感：「把人比喻为动物或者植物是《生死场》最鲜明的特征，这些比喻遍布《生死场》，构成萧红作品的标志性特征。」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萧红从东京、北平写给萧军的四十三封信，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在萧军整理旧物时重见天日。萧军以毛笔逐一抄录，并加以注释；在萧红诞辰七十周年之际，这批书信连同注释集结为《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成为萧红研究的重要资料。

因为先「认识」萧军，后「认识」萧红，我不自觉地坠入萧军视角去看萧红。又或许是萧军比萧红多活出几十年，在人们关注的二人关系上，因而拥有更多发言与诠释的机会，萧红书简的注释便是一例。张莉教授这本书，帮助像我这样的读者重新调整视角，回到萧红的文学世界。书中以「从萧红的角度理解萧红书信」为出发点，尤其值得关注。张教授尝试将萧红书简从萧军的注释中抽离，还原为萧红的心声，让我们看到她多重的面貌：作为女性的「弱」，与作为写作者的强大，原来可以并存：「我主要的目的是创作，妨害──它是不行的。」（萧红《致萧军》）

今年是萧红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她的一生短暂，只活了三十年，创作生涯不足十年。张莉教授将于十月二十四日应澳门青年读书会之邀，带领我们重新走进萧红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