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乡土文学的出现，即伴随作家与所书写「乡土」之间呈现出的地方认同议题─作家是否「在地」于「乡土」。参考鲁迅对乡土文学作家群的定义，他们往往居于城市，为故乡所放逐，描写家乡各自不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故不免有异域情调：「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由此可见，对这批作家而言，乡土∕故乡成为了某种与「地方依恋」相关的「他性空间」─相隔愈远，乡情愈炽。

一九三○年代以降，在香港所出现的南来作家群体─自萧红、徐𬣙至李辉英等，其作品对「乡土」的执著，构成了另一种「侨寓文学」的代表。如李辉英所言：「『乡土气』在我的文学写作中既然像是成为一个定型（假如真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你想改换了它而去迎合当地的洋场气看来不过东施效颦或削足适履罢了，画虎不成，肯定是难以讨好的。」值得思考的是，这段话将「乡土气」与「洋场气」相对，似乎屏蔽了香港这方水土自身所包含的「乡土」元素。

职是之故，我们需追索由乡土文学所引发的「乡」与「城」的对应性关联。以「侨寓文学」的性质而言，去「乡」显然更凸显其离散指向。《列子·天瑞》所谓「有人去乡土，离六亲」，是对地缘与血缘的双重背离。而书写乡土，可视为对心理根脉的回归与重认。在这一定义下的「乡土」，亦不仅指在地理区划认知上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空间。审视乡土文学重要的代表作《果园城记》，如作者师陀言：「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而其取材「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们可如此理解，相对于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凤凰，果园城更近似于杂糅了乡土与城市元素的复合性空间。沈氏在长篇小说《长河》中，亦有意将辰河流域的码头小镇「吕家坪」作类似的建设，但因其作未竟而中断，却以「常与变」点出了这杂糅元素的分野──现代文明与传统生存语境之间的博弈。

若以此为关窍来审视香港当代的乡土文学，会发现其发展从文学主体性的角度，天然带入某程度的甄别意义。首先相较早期的乡土文学──如在左翼文学路线影响下所创作的《穷巷》《虾球传》等，其在情节设置上不再采用阶级对立意识为先导，而代之以普遍性的世态人情；其二，从香港整体文学品格而言，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实现了在杂交性（Hybrid）城市文化形态中，与「都市气」有效的质壁分离。而其依托的，恰是对「乡土」的进一步定义。「香港……有一个逐渐繁华的过程……它的繁华只在维多利亚港口和中环、湾仔等几大闹市，港岛的穷街陋巷、市井小民占压倒多数，这正是乡土文学滋生的大好土壤……乡土性本身就包含着『市井性』。」以被誉为香港乡土文学经典的《太阳下山了》为例，其「市井性」既体现于本土性的地理人文景致，亦具有空间的边缘性指向。「从香港中环──繁盛的市区──乘电车到筲箕湾去，自成一区的西湾河是必经之地。」这段文字包含清晰的由主流都市空间逐步淡出的意味。其中，「自成一区」是个十分值得思考的界定，其以空间的独立性，模拟了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层面与「都市」间的区隔。这亦成为在舒巷城的「西湾河」书写之后，香港作家构筑乡土意象的基本依据。

以上种种，因作者「地方依恋」的投入凝为文字，被读者广泛地阅读，从而成为集体回忆的载体，进而深化为地景。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提速与城市工商业的日益发达，这些地景在现实层面逐步式微至于消逝。陈智德曾在《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一作通过作者对九龙城、维园、北角、旺角、调景岭等地景「抒情考古」的书写，重塑香港空间与时间的辩证。而「民俗」则因其强烈的地方认同的意味，在乡土书写中被一再强调。不同于「五四」时期以降文学作品所反映乡土空间的「封闭」格局，香港的「民俗」非受到工业文明渐进式的侵袭。其与现代文明猛烈冲击之间的抗衡，成为香港乡土小说的另一重要母题。追溯至一九六○年代末，彼时崛起的乡土作家海辛的作品中，就这一点表现得相当突出。以海辛的几部代表性作品为例，都市皆以倾覆的姿态对应于乡土。而其中民俗元素，如粤语残片、老式照相馆、旺兴街渡、竹林古村，皆被一一覆没，如消逝于历史深河。

显而易见，随着社会发展及城市格局的兴变，从某种意义上「乡土」在香港作家笔下已趋向广义，并倾向以居住空间作为喻体。迄今，房价高企位居世界首列的香港，其房屋政策导致人群以空间占有作为尺度出现分化。政府为安置低收入人士的公共房屋（居者无业权）与私人楼（居者持有业权）之间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区隔，也由此建构了截然不同的生存语境及人际关联。相对于后者呈现出的现代都市化「法理社会」取向，前者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礼俗社会」特征。费孝通引用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的观点，称其社区运行模式为「有机团结」，其有机性体现于「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即居民并非「选择得来」，而是「生而与俱」的人际关系。类似情形也发生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组屋社群，如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中的「楼上楼」所建构的市井民生，即属于此。在香港，公共屋邨承载了这个城市大部分人的集体回忆，甚至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亦成为了香港礼俗社会变迁的缩影。在香港作家的笔下，由公屋所带来的「地方依恋」，建构了十分完整的社会性地景谱系：如木屋区（唐睿《footnotes》）、徙置区（林超荣《蔷薇谢后的八十年代》）、Y形屋邨（潘国灵《合法偷窥》、华富邨（王良和《华富邨的日子》）。相对于私人楼宇处于自由市场的频繁流动，屋邨则因其属性处于相对静定的低流动性，也造就了其内部相对充沛的人际交往。这其中包含了长期形成的血缘与地缘的沉积，从而带来了「熟人社会」的「鸡犬相闻」的乡土意义指向。

因黑泽明影片《没有季节的小墟》的触发，海辛写作《香港无名巷》一书。「就在这林立的现代化大厦的背后，有着另一个世界。那是一条连名称都不曾有过的无名小巷。」无名巷的消逝，代表着香港社会结构在几经嬗变的都市化进程中彻底的转型。亦可理解为，其构成了没有所指的乡土地景──对市井民俗与其涵盖的价值观的载体，成为生活在这城市的芸芸众生，地方依恋的最终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