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世瑛是回族人，书香门第，是近代民族教育家、书画家曹鸿年的次子，一九一一年生于天津。一九二八年他考取创刊才两年的新记《大公报》练习生，当时招考章程公开登报，条件有五项：一、中等学校毕业，文字通顺；二、录取后每天工作由下午二时到晚十时，星期日不休息；三、除供给伙食外，每月津贴五元；四、北方人要懂南方话，南方人要懂北方话；五、试用一个月，合则留，不合则去。「尽管待遇微薄，工作艰苦，但是找工作不容易，我还是去报名应考。」与曹世瑛同时入职的练习生，有吴砚农、郝伯珍和同学孔昭恺，当时曹世瑛才十七岁。吴砚农是《大公报》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练习生的工作主要是译电码，曹世瑛说，所有电报都以「5391」开头，这个电报挂号是英敛之的「英」字。「我以极大兴趣一字一字地译出每一条新闻。几个月后，不用电码本也能背出来。」

此后他除了短时间被遣散外，在《大公报》工作了三十一年。一九三○年，在胡政之的支持下，他一边为《大公报》工作，一边入读南开高中，提高自己的文化。一九三三年曹世瑛经吴砚农介绍加入「左联」，在他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刊发「左联」成员的作品，传播进步思想。卢沟桥事变后，他奉命南下，参加沪版《大公报》的工作。上海沦陷，他被《大公报》解聘后，曾经到重庆《国民公报》工作，香港《大公报》创刊后，胡政之电召曹世瑛到香港，负责日刊国际版和晚刊本港新闻版。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非常重视军事问题，曾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主编《军事周刊》，但报社内缺少懂军事的人，曹世瑛被胡政之选中，一九四一年，受《大公报》委派，他到桂林参加中央军校六分校的军事训练，「穿了两年草鞋，长了一身虱子」，「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又在第六军工作了年把时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回到重庆《大公报》」。目的是想让他做《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最后因种种原因，他始终没上过前线，而是成为日本投降仪式的目击者。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大公报》积极准备复员。九月中旬，曹世瑛乘国民政府安排的战后沿长江东下的复员第一班船「民联轮」，经南京转道北平，于二十八日回到天津，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尚未到任，后方各家报纸的新闻记者除他只有一位中央社的，曹世瑛说，「这正是我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十月一日他向重庆发回第一条新闻专电《美军三千续入天津，日军即解除武装》，随后他参加了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日军投降仪式，并撰写了新闻报道。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复刊，曹世瑛担任外勤课主任兼本市新闻编辑。这期间，他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有位李先生找到曹谷冰，说自己曾收藏有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以来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止的全套《大公报》，但被日本人强行买去，如能找回，他愿意赠予《大公报》馆。曹谷冰将这件任务交给了曹世瑛，他经过多方调查，得知这套报纸可能存放于「日本居留民团图书馆」内，该馆已经被国民党的四个机关查封。曹世瑛利用图书馆意外开封的机会，以采访为由进入馆内，最终在一个地窖里找到了这套落满灰尘的报纸，他通过国民政府天津市市长张廷谔的批条，从查封机关手中提取出这套报纸，共一万一千多份，用了多辆三轮车才运回报馆，经过整理、装订，共四百余册，据说只缺一两份。它很可能是海内外硕果仅存的一套报纸，这套报纸后来成为北京国家图书馆的珍藏。

一九五六年《大公报》迁入北京之后，曹世瑛先后担任摄影部主任、社长室秘书，以及国际组、财经组编辑等职。一九五九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教，一九八二年离休。

曹世瑛撰写的长篇回忆录《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讲述了许多《大公报》历程的细节和鲜为人知的事情，是《大公报》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和原始材料。他入职于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初，直到一九四八年天津《大公报》日出半张，勉强维持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最后以半张报纸结束。可以说是与新记《大公报》相始终的一位资深报人。

二○一○年曹世瑛病逝，享年九十九岁，是《大公报》同人中的长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