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快收敛，埋掉，拉倒。」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写过一篇《死》，开列七条给「亲属」的「遗嘱」，这是其中的一条。还有两条，也颇能看出他对身后事的态度：「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一个月后，即当年的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

「忘记我……」鲁迅的声音犹在耳畔，然而，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对中国国民影响最大的作家，人们会轻易忘记他吗？显然不会，正在上海文学馆中举办的「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展览中最后一部分撷取了鲁迅去世后人们对他的纪念文献，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一年……纪念的人中有他的亲友、文坛巨擘，也有普通读者。十月十九日，在鲁迅去世以后，成为中国文坛一块高高树起的纪念碑。

我还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胡风集团」案刚平反不久，有一天陈思和老师去贾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会，神色庄重。等他们散后，先生问陈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

原来那天是鲁迅的生日。

先生说，他们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鲁迅的生日都会聚在一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们刚刚获得自由，首先就恢复了这样一个近似仪式的传统习惯。（张新颖：《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琐记贾植芳先生》，《九个人》第七十九页，译林出版社二○一八年六月版）

这是发生在贾植芳和他的友人们之间的故事。鲁迅的生日和忌日成为后辈作家的纪念日，已至成为「传统习惯」。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个担忧似乎不必再有。九十年过去了，在鲁迅一生最后十年所在的城市上海，今年因为鲁迅文学奖在此颁奖，在八月底更是迎来盛大的文学节日，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遍布全市，读书会、演讲会、展览会，令人目不暇接，连我认为可能读不懂鲁迅文字的小学生都做起了小小鲁迅讲解员。鲁迅近年「时来运转」，是文创界的大IP，从各种形象，到笔记本、金句衍生品，更流行的是「鲁迅的背心」，咖啡也有过……早已不是几年前中学生语文课上让学生最怕最不喜欢的「周树人」了，现在很多人亲切地叫他「大先生」，模仿着他的语调造出很多梗：什么大抵，横竖，从来如此，便是对么？所谓的「鲁研界」向来都不肯落后，鲁迅的吃喝玩乐，也可以谈谈他的女朋友、夜间生活，请下神坛，「人间鲁迅」嘛。

作为一个尊敬鲁迅的人，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暗自高兴，我想让今天的年轻人跨过障碍，亲近鲁迅，毕竟不是一件坏事情。直到今年上海满城在谈鲁迅时，我又有了鲁迅式的警惕：我发现不少人讲鲁迅的段子，买鲁迅的文创，穿鲁迅背心，他们并不读鲁迅的书。然而，可是……鲁迅是一个作家啊。一个作家，如果他写的文章没有被认真读过，却又把他挂在口头上，岂不是被架空了？资深鲁迅研究学者陈漱渝前不久在对滥用或曲解鲁迅「金句」发表意见：「……但鲁迅文本还是具有客观性的。『回到鲁迅那里』，就是回归鲁迅文本。当下，在尊重学术表达自由的同时，更要警惕曲解鲁迅、强加于鲁迅的不良倾向。」（《口吐「金句」宜谨慎》，二○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羊城晚报》）我非常赞同他的「回归鲁迅文本」的观点，那些曲解和强加，多数是脱离文本、不读鲁迅造成的，穿上鲁迅的背心和读他的文字，不是一回事，正如我们也不会想当然地认为穿上汉服就复兴了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再说一遍，鲁迅是一位作家，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究竟穿的是西装还是长袍，喝的是咖啡还是茶，终究是表象，他的精血、灵魂更多在文字里。

不阅读，无文学；不深入文本，我们不可能理解一位作家。在新一轮流量经济中被符号化的鲁迅面临着被抽空的危险。我已有几套《鲁迅全集》，今年春天又添了一套，是实在不忍心看到十八卷的精装书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抛售，原持有者仅仅拆封了其中两卷，甚至连摆在家里都不愿意，把留给未来的阅读机会都掐灭了。我也收到过很令人欣慰的礼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掌珍本鲁迅作品集，有他三本小说集和《朝花夕拾》《野草》，这是我手里最袖珍的鲁迅著作，外函套上还有他们的一句宣传语：把文学作为礼物。──对呀，书也可以做文创嘛，尤其是对于作家，他的书让读者随便翻翻也是阅读，做那么多冰箱贴干什么呢？前不久，我还收到一套陈子善老师编选的《鲁迅三书》（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二六年九月版），它从人、文、艺三个维度编选鲁迅的文章，尤其是精选鲁迅对艺术的看法，让我们看到更完整、更丰富的鲁迅。更可喜的是每本仅百页，还有很多文献图片，读起来压力不大。国庆长假旅行在外，我就带在身边，重温了鲁迅的诸多名篇，受益匪浅。

为了让读者阅读，上海文学馆的展区里除了展柜中文献版本外，我们还配了大量可供读者现场阅读的图书。有一天，同事很不快地跟我说，「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展区里鲁迅作品集丢了一本。我口头上对她说「以后加强管理」，不知为什么心里却想：如果他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拿走就拿走吧，这也许也是我们一桩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