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中，「酒店」一词与「旅馆」和「医院」同源，而在上世纪前半叶的时间里，巴黎的一家酒店同时扮演着这三种角色，它便是著名的卢泰西亚酒店（Hôtel Lutetia）。

于一九一○年开业的卢泰西亚酒店坐落在巴黎左岸，建筑风格介于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之间，因而散发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气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快吸引了一批作家和艺术家，海明威、毕卡索、马蒂斯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是这里的常客。其中在巴黎居住了二十年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甚至在该饭店的一张桌子旁写下了《尤利西斯》的部分章节。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卢泰西亚酒店又成为逃离希特勒纳粹德国魔爪的知名人士的总部，这些人虽然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知识菁英，却被纳粹蔑为「卢泰西亚帮」。在这些人之中，有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曼，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胞兄，是海外纳粹抵抗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将伪造的番茄种子包寄往德国，里面藏有抨击「第三帝国」的檄文，并将《共产党宣言》重新包装成经典文学作品，在德国各地广泛传播。

当这些来自德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不忙着捣鼓番茄种子时，便衣衫褴褛地在「光之城」巴黎四处游荡，试图说服别人给他们一份工作，毕竟在战乱之中要想方设法生存下去。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与一九四○年巴黎沦陷后的白色恐怖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当时在希特勒的「夜与雾」行动下，任何流亡者或难民都可能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式的情况下被逮捕。卢泰西亚圈子的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已被纳粹重新归类为无国籍外国人，处境极为危险，随时有可能被送进集中营。

于是以卢泰西亚酒店为中心，发生了一系列被后世流传的故事。比如，德国文化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终日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潜心钻研他毕生心血之作《拱廊计划》，这部作品旨在研究十九世纪巴黎的街头生活。还有出生于乌克兰的作家伊雷娜·内米洛夫斯基，她秘密创作小说《法兰西组曲》，描绘了德国入侵期间普通民众的恐惧、绝望和道德妥协。但大多数情况下，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其中，本雅明逃往西班牙失败后自杀，他的《拱廊计划》手稿也遗失了相当一部分。内米洛夫斯基则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尽管她的《法兰西组曲》在几十年后出版并广受赞誉。即使如此，在战争前后的岁月里，这里仍是许多伟大创作者的心灵寄托和精神港湾，它在经历了战火的满目疮痍后，依然守护着左岸自由、艺术与人文的灵魂。

与此同时，卢泰西亚酒店也经历了它的低谷。作家罗戈伊斯卡在《流放酒店：战争阴影下的巴黎》一书中描述，德军抵达的第二天，这家酒店就被指定为纳粹军方的总部，德国军官们为所欲为，比如经常为自己的宠物狗多霸占一个房间。而粗鲁的德国人也时常闹出洋相，例如某天晚餐时，当服务生端上洋蓟时，一名德国军人啃着带刺的部分，结果被噎住了。卢泰西亚酒店的厨师被愤怒地叫过来，并被指控进行破坏，直到一位有经验的德国人向他结结巴巴的同事解释了洋蓟的哪一部分是可以食用的。

时间来到一九四四年八月，随着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德军狼狈逃离卢泰西亚酒店，这里被改建为集中营幸存者的遣返中心。一九四五年春季欧洲解放，一辆辆满载着骨瘦如柴、身着条纹制服的幸存者的汽车来到酒店门外，幸存者们蹒跚地穿过酒店宏伟的木制旋转门，被安置在不久前还属于德国纳粹军官的房间里，如今他们在这里接受医疗护理，获得新衣服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正如作家罗戈伊斯卡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卢泰西亚酒店并非一个充满泪水重逢和圆满结局的地方。当时有约一点八万至两万名从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回到巴黎，这里是他们踏上祖国土地的第一站。无数焦急的家属拿着亲人的照片，涌入酒店的大厅与走廊，企图在归来的人群中寻找失散的丈夫、妻子或孩子。然而对许多家庭而言，等待他们的不是破镜重圆的喜悦，而是亲人早已在毒气室或虐待中遇难的绝望哭声。这座原本金碧辉煌的奢华酒店，因此承载了无数重逢的泪水与永别的哀痛，成为法国近代史上最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