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的炮火击碎了香港的繁华。我的父亲周钢鸣与母亲黄庆云，这对以笔为枪的文化战士，随着夏衍、茅盾等大批南撤的文化人，踏上了向桂林撤退的艰难旅程。彼时的桂林，因特殊的地理与政治环境，正孕育着一座令后世景仰的「抗战文化城」。对父母而言，桂林不仅是避难所，更是他们青春岁月中最为激荡的命运交响之地── 在那里，他们以不同的笔触，共同参与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从罗城到漓江：一位左翼作家的抗战转徙

父亲周钢鸣的抗战轨迹，是那一代左翼文化人辗转迁徙的缩影。他早年从广西罗城龙岸走出，辗转至上海，加入「左联」，以救亡歌词跻身抗战文艺前沿。他作词的《救亡进行曲》（孙慎作曲）创作于一九三五年，是「左翼音乐运动」和救亡歌咏运动初期出现的优秀抗日歌曲之一。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逼近华北，北平学生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爱国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救亡进行曲》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很快成为救亡歌咏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歌曲之一。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一九三六年北平举行「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会时，曾有五千人齐声高唱此曲。这首歌与一九三五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同为抗战歌曲的姊妹篇，激荡着抗日救亡的洪流。

上海沦陷后，父亲随《救亡日报》南下广州、香港，在夏衍领导下继续办报。《救亡日报》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夏衍率报社同人从广州撤出，经三水、肇庆、梧州、柳州，于十一月七日抵达桂林；父亲闻讯从罗城龙岸老家赶赴桂林，负责《救亡日报》复刊的筹备工作。据夏衍回忆，当时《救亡日报》从广州撤退到桂林的同人仅有十二人，已在广西探亲的周钢鸣也参加了复刊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救亡日报》桂林版正式复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总揽编务，父亲任采访主任、记者，并任报社中共支部委员，支部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直接领导。报纸以统战面貌出现，实际上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机关报，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舆论阵地。周恩来指示桂林《救亡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在桂林的五年，是他一生最密实的战斗岁月：作为记者，他跑前线、写通讯、组特稿；作为编辑，他在太平路报社的油灯下把抗日的呐喊编进每一寸铅字。报社经费十分困难，工作人员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没有稿费，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点蔬菜，生活十分清苦，却没人计较。

除办报外，父亲还奉桂林「八办」之命，兼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教导处编刊股股长、中共外省党员支部书记，做李克农与杨东莼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正式开学，校长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实际工作由教育长杨东莼主持。学校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借鉴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因此被誉为「南方抗大」。叶剑英、徐特立、夏衍、胡愈之等知名人士都曾到校讲课，学校办有校刊《建设干校旬刊》和《干部生活》。父亲在此编辑校刊，把延安抗大式的干部教育经验嵌进国统区的土壤。

桂林对他而言，是中转站，更是淬炼场──淞沪前线的炮火、广州撤退的尘烟、漓江畔的校样，最终炼成一种属于那代人的姿态：笔杆子插在泥土里，版面就是战壕。

岩洞里的编辑部：一位儿童文学家的战时守望

母亲黄庆云的到来，为桂林文化城添了一抹独特的儿童文学亮色。她是香港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抗战前夕已在香港创办《新儿童》半月刊，这是香港第一本儿童文学杂志。循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她把儿童文学当成民族未来的精神基建。她向在港的许地山约稿，许地山很快答应，并为杂志写出了《萤灯》《桃金娘》等故事。黄庆云毕生所从事的儿童文学，就是在许地山的指导下迈出了第一步。她还向萧红、端木蕻良约稿，萧红则向她推荐了严文井。香港作家黄沾、林燕妮都曾是《新儿童》杂志的小读者。

香港沦陷后，《新儿童》被迫停刊。一九四二年，母亲在桂林筹备复刊，得熊佛西、茅盾等旅桂文化人支持，杂志在全国发行。她设立了「云姐姐信箱」，征募了许多儿童通讯员，希望这份杂志成为「童有、童治和童学」的刊物，与孩子们通讯，聆听他们的心声，可说是创办了一种崭新的儿童刊物模式。桂林的物资近乎枯竭：纸贵、墨涩、排版靠手搬。母亲就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坚持出版，亲自画封面、写补白、设计谜语与游戏版──那些稚拙而坚定的线条，是一个文化战士在战火里对未来的温柔守望。

桂林的岩洞成了她的编辑部。七星岩、龙隐岩、雉山岩，躲警报的人群里总有她伏膝改稿的身影；漓江的水声、防空洞里的童声合唱、油灯映在石壁上的字影，替代了都市编辑部的窗明几净。她把「岩洞教育」的逻辑接进儿童刊物：不教孩子躲，而教孩子看──看地图、看前线、看一粒种子怎么在废墟上发芽。

在桂林文化城「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戏连台」的格局里，母亲守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角：孩子的心。而恰恰是这个角落，让抗战文艺没有只停在街头剧和社论上，而是顺着读本，进了教室、进了母子灯下的共读、进了几十年后那些「小读者」的记忆里。丰子恺先生与他的女儿丰一吟同是《新儿童》月刊的忠实读者，丰子恺曾以女儿之父的名义向该刊投寄文章《我与〈新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