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石学的畛域中，墓志是一个大项，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过，以往读拓，往往专注于欣赏古人的书法艺术，毕竟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字迹，是依照古代高手的笔墨来摹刻的，虽说是“去真迹一等”，但依旧是最接近原迹的。哪个学书法的人，初学时不曾临摹过几通墓志呢？

然而，年纪渐长，读碑的关注点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单纯欣赏书艺，也开始兼顾墓志的内容了。殊不知，这扇窄门一打开，里面竟是一个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大千世界。这些文字原本是不准备让任何阳间生者看到的，孰料千百年后，地不爱宝，随着“天翻地覆慨而慷”，修路架桥，起楼穿洞，无数沉埋地下的墓志重见天日，致使今人的眼界大开，历代碑刻缤纷入眼——可以说，当代人的眼福远超古人，其所见碑碣墓志的丰富程度是历代前贤都不可想像的。在老辈文人眼里，一块残碑断碣往往视若拱璧，据说阮元得古砖八枚，喜不自胜，把自己的书斋都改名叫“八砖精舍”；吴湖帆获得一方《董美人墓志》，兴奋异常，自辟“宝董室”珍藏。这类雅事，在艺史曾屡见不鲜。民国年间，战乱频仍，有两位收藏大家在墓志鉴藏方面居功至伟，那就是于右任和张钫。他二人相加所收墓志近两千方，已是极一时之盛。然而，今人有幸所能见到的墓志，则数倍于民国二老——单是我所熟识的洛阳碑碣收藏研究大家赵君平先生，凭一己之力，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新出土历代墓志的数量，就多达四千五百多种。这并不意味着今人的实力超越了前人，只因赶上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给予今人史无前例的大机遇，正所谓时势使然也。

而我作为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得以接触到墓志这门小众之学，自然与赵君平有着直接关系——夫人李瑾要搞《我拓我家》展览，延请各地名家为其所拓题跋。而碑拓名家赵君平自然不可或缺。赵先生闻之，不但题诗加持，还陆续给我们寄来一些墓志拓片，交流把玩，这一下倒勾起了我读拓的兴趣。那一回，他寄来一张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韩常侍故女乐人郭瑶之铭》。墓主人郭瑶之是一位琵琶女，名蟾，表字瑶之。赵先生在墓志拓本上题了一首五古长诗，邀请我也题诗一首，以助雅兴。我以前从未在墓志上落墨，有点胆怯。赵先生一再鼓励兼督促，我才打好草稿，于拓片空白处，题了一段诗跋，前半段略述原委，后半段方写墓主生平，诗云：“多情韩常侍，亲撰此碑文：郭家生四女，美貌惊四邻。郭蟾为幺女，芳龄十二春。瑶之为表字，聪慧最出群。长辈贪富贵，强逼嫁富人。郭蟾泣不止，坚辞不容侵。适有吏部郎，顿生恻隐心。厚礼聘归后，教以五弦琴。琵琶若宿习，曼妙自得神。丽色称独秀，嫣然一笑颦。韩琮宦游去，四年始回门。瑶之年十六，花貌摄人魂。相拥成啸侣，巫山见雨云。可怜春梦短，缱绻曾几旬？沉疴不可治，年仅廿五春。弦断成绝响，流水暗琴音。唯此冰石泪，千载尚余温。”

这些诗句，都是从墓志中读出来的故事，而墓志的作者韩琮（即诗中的“多情韩常侍”），亦为诗人，有诗收录于《全唐诗》中。但史书对他这段风流韵事，却无只言片语的记载。而这方墓志的出土，不仅弥补了韩琮史料的空白，也直接提供了一个唐代大户人家蓄养家妓的“典型案例”，殊为难得也。

一般而言，墓志文本都有固定格式，比较刻板，不像其他文体那样摇曳多姿。不过细读进去，往往也能发现一些隐含在平淡文字背后的深意。譬如，赵君平寄来的一帧《陆士伦墓志》，墓主是一个唐代小吏，墓志谓其曾任宜兴守令，但正史却查无此人。即便在清代《重刊宜兴县旧志》“守令”卷中，“陆士伦”也只存其名，并无片语记载。而这方墓志的出土，却使这个淹沦千年的唐吏形象“重现人间”——据墓志记载：“广德中，海贼间衅，君捕斩其党，迁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可见这个人很勇敢，且有军功。又记载，他因“政绩尤异，郡以状闻”——曾获得江淮转运使、吏部尚书刘晏的举荐，转任杭州钱塘县令。而刘晏在举荐他时，称他“清足以检人，干足以成务”。这句评价的分量很重，足见其为人之清廉与干练。然而，这样一个难得的干吏，何以“位止于小邑”呢？墓志中有两句话至关重要：“君素薄州县之吏，淡于趋谒之门。”这显示出他的品节和风骨。在彼时趋炎附势攀附成风的官场上，堪称一股清流。细细品读，其人品个性，已跃然纸上了。我把品读此志的感想，也写成一首小诗，题跋于墓志之上，其文曰：“洛阳赵君平道兄惠寄唐代陆士伦墓志一纸，展读竟日，对拓驰思，若白描勾勒，亦似隔空对答。纸墨刻痕间，唐代一能吏形象，浮现眼前。因效古人以诗记史之法，成七言八句，略记感怀。诗云：一方墓志一活人，对视千年若有神。明经道举非儒士，捕盗功成拜参军。施政钱塘称干吏，素薄州府避朱门。青史无名应无憾，多情石刻荐士伦。”

在众多墓志中，偶尔也能“挖”出一些名家大作——前不久，我从网上购得一纸出自大文豪韩愈之手的墓志铭，亲撰亲书，令人眼前一亮。韩愈的文章彪炳古今，能请得他的一篇墓志，实在是逝者之荣耀，也让亲朋面上添彩。缘于此，他的铭文就不再只供阴间铭记，阳间同样视若范本了。譬如我收得的这篇《独孤府君墓志铭》，就收录于《韩昌黎文集》卷十二，成为唐代墓志文体的标准样本。

这篇墓志写于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墓主独孤郁（字古风）是常州刺史独孤及的次子，是典型的“官二代”。墓志铭以简练笔法勾勒其生平：他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成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历任右拾遗、起居郎、翰林学士等职，曾参与谏阻唐宪宗任用宦官统兵等政事。然天不假年，四十而逝。全文遵循唐代墓志铭的典型结构，通过平实叙事，展现墓主的事功与德行，赞辞中以“顺而里方，不耀其章，其刚不伤，戴美世令”等语，称誉独孤郁的品性。而引人重视之处，倒是在文尾附带述及其夫人权氏的家世，原来独孤郁竟是唐代名相权德舆的女婿。史载，当年唐宪宗因羡慕权德舆招赘到独孤郁这么优秀的女婿，曾自叹曰：“德舆得婿郁，我反不及邪！”由此可知，这位“乘龙快婿”是何等名重一时了。

不过，我更看重的却是这幅拓片的书法——韩愈的文章名满天下，但其书迹却十分罕见。能见到这幅韩公手书的墓志拓片，实在是眼福不浅。观其书法，通篇以端庄瘦硬的正楷书之，既有欧阳询的骨架，又有褚遂良的清秀。看得出，韩愈书法的风格取向，是严谨端庄一笔不苟的，恰与这篇墓志的文风互为映衬、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