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直播，一种文化新消费》的文章，引起讨论。在该文结尾，作者这样写道，“它让传统艺术找到年轻观众，让地方文化跨越地域边界，让更多普通人接近美、感受美、参与美。”这篇文章，整体上谈的是在直播热当中，一些具有文化技艺的人才（如学者、作家、书法家、音乐家、戏曲演员等），拥有了新的表达和创作空间，使才华能够抵达更多人群。但我更关注的是普通人拥有直播工具后的变化，我认为除了“接近美、感受美、参与美”之外，直播让普通人拥有了最直接的发声平台乃至生存工具。

当然，现在所说的直播，被默认为是“网络直播”，这一现象，正在重塑公众对于直播最初的了解和认识。内地最早的电视剧直播，出现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演员们现场演绎的剧作《一口菜饼子》，画面直接在电视上播出；同年六月十九日，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还直播了“八一”男女篮球队VS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赛。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电视机尚未普及，能看到电视的人很少，大家对直播还是录播没有太清晰的概念。九十年代电视机大量出现在农村，人们才有意识地去分辨直播和录播。一九九六年《新闻联播》由录播改为现场直播，令人大感新鲜与生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报道创收视纪录，电视直播的魅力显露无遗，有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电视主持人的口误集锦，网友对此抱有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口误的存在，反而增加了直播的可信度。

在互联网进入大多数家庭之前，电视直播的即时性与真实性，已初步具备后来网络传播的部分特征。除了速度快、现场氛围强之外，直播因不可剪辑与更改而带来直观呈现的真实性、即时性，使观众初步体验了信息平权给自己带来的存在感。但有一点，无论电视时代的直播有多发达，观众总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很难实现与播出平台、内容、人员的互动。哪怕到了手机短讯时代，人们通过手机投票、短讯留言的方式参与电视直播，也依然构不成基本对等的交流。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论坛贴主、博客与微博的博主、公众号作者、视频平台UP主，在不同阶段拥有了不一样的内容制造、生产与传播权，在互动方面初步掌握了从未有过的主动性，后来伴随宽带普及而来的网络直播出现，普通人才真正实现了完整的互动体验。

同样是网络直播，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的直播，有着很大的区别。近年来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专业作家所参与的直播，是一种有策划、有形式、有节奏的直播，通常他们的直播会配备一名主持人以及多名出镜或不出镜的助手，这样的直播，更像是电视访谈的变体；一些学者、大学教师、戏曲专业团体从业者的直播，也与著名作家们的直播相似，有的备有台本或大纲，有的是将日常备课或演出转移到直播间，在有娱乐感的同时也不乏专业感。

多数普通人的直播，则有很强的随意性，无剧本，无滤镜，不在意时间、节奏、形象、美感等，有的主播会对着镜头沉思、发呆，有的主播只展示自己的劳动场面（如割猪草、捕鱼、掰玉米等）却极少说话，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主播走红，成为拥有大量粉丝的知名主播，如四川合江的“乡村直播清流”刘金银，重庆合川的“按猪女孩”呆呆，浙江海盐直播劈柴的村民，河北石家庄用一只手和水泥、砌砖、扛沙袋的独臂青年陶津津……这些普通人通过直播所展示的生活状态，符合“接近美、感受美、参与美”的直播定义，即便未能说出深刻的观点和易于传播的金句，人们依然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看见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且从中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普通人出身的主播，通过直播获得打赏、带货分成等收入，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其中不少主播（如四川南充的阿梓，重庆涪陵的古佳燕），还利用自己的名气，帮当地农民销售农产品，更是赢得了网友的尊重。这些例子证实，唯有围绕“美与善”这一核心，直播才能延续其生命力。

相比于专业人士，直播给普通人改变命运带来的机遇更大。在任何时代与社会背景下，专业人士总是能够较为容易地找到舞台与关注，而普通人受环境（教育、地理、传播等）的限制，往往难以找到改善自身境遇的关键点。一部普通的手机，和一个只需简单注册的账号，使普通人推开一扇在过去看来颇为沉重的大门——在这个时代被看见，是直播赋予普通人最大的权利，“每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是早期互联网的名言，而在直播时代，普通人获得关注的门槛已降至“每个直播间都能有十五个粉丝”。有时只需耐心坚持，属于普通人的机遇自会降临。当然，在肯定普通人通过直播获得关注的同时，也需警惕将个别成功案例泛化为普遍路径的认知偏差。

“人人都是主播”的现象，会造成直播道路上的拥挤。大量的重复以及不可避免的乱象，会影响直播的名声。但直播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下仍然值得去深入观察与探讨，毕竟，直播镜头里所展现的人间烟火、生活滋味、世情百态，有着弥足珍贵的美与善意，唯有这些，才能真正让直播这条路变得宽阔又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