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有一只搪瓷面盆。盆底印着几只虾，盆是白的，墨是黑的，虾须根根分明。盛了水，虾便像活了，在水底慢慢游。还记得，当时家家户户的牙缸外壁，不少都印有齐白石画的牡丹，红的紫的盛放。那时还没有“文创”，还没有“IP”，我们只知道，那是齐白石。

长大后，回想起小时候面盆和牙缸上的画，恍觉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文创开发。一只脸盆、一只牙缸，寻常人家付得起的价格，让艺术广泛地走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齐白石也由此家喻户晓。一位画家与一个时代的相遇，有时候不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厅，而在日用的器物里。

还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手艺精湛的老师傅们以木版分色，一版一色，层层套印，印出来的笔墨浓淡、笔法细节，几可乱真。寻常人家里也能挂上齐白石的樱桃或徐悲鸿的马，取吉祥寓意，中国画也借此走向世界，成为外地游客放入行李箱中带回故乡的伴手礼。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前往欧洲几个国家考察兼写生，尤其难忘的是在博物馆礼品店里看见一众精美的文创产品。梵高的《星月夜》印在笔记本上，莫奈的睡莲在丝巾上，马蒂斯的色块化身冰箱贴，还有一叠叠明信片，将美术馆的珍宝变为可以寄出远方的风景。当时的我，忍不住想：我们的画呢？我们的山水和花鸟，我们的故事，在哪里？

香港其实从来不缺IP资源。李小龙的功夫、金庸的武侠、山顶的缆车还有冰室的奶茶，都是一代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城市文化IP的建构，不仅仅依靠单一一次展览或一场活动，更需要恒之以久的投入和持续不绝的创意，才能实现不论游客或本地市民都愿意购入、收藏或使用的效果。这几年香港开了不少文创商店，不论尖沙咀和铜锣湾闹市区的伴手礼小店，抑或开设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艺术馆、M+博物馆等大型文化艺术地标的文创礼品店等，都有品类丰富、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可供访客挑选。

香港这座城市中西文化交融，海内外游客众多，亦不乏设计和创意人才，是适合发展文创产业的。这几年，身边谈文创、做文创、推广文创的人逐渐多起来。我常说，文创是推广艺术最好的捷径。一幅画作挂在展厅，一年最多或只有数万人看见；而同样的一幅画印在帆布袋上，每天就有数百甚至上千人背着它，行走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或乡镇。原本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们，透过身边人的帆布袋认识了那幅画，或许此后会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里，去看那幅画的真迹。

因此，对于艺术品的文创衍生开发，我以为首要的原则是生活性和实用性。文创应与人的三餐四季相伴。家中客厅盛放水果的碗碟，泡茶的水杯，既能保暖又可装饰的丝巾，给远方亲友寄去思念的明信片……这些物件并不名贵，却足够实用，且足够真诚。冰箱贴在家中，日日相见时便想起彼时旅途的经历；背着帆布袋去街市、去行街或会友，朝夕相伴，方寸间尽是生活的温度和情感。关于文化的记忆，往往是从一只碗、一只杯开始的，就像幼年的我被生活用物上齐白石的画吸引并打动一样。

文创开发的另一个原则是转译。仅仅将一幅画缩小、原封不动印在碗盏上，多数时候是不尽如人意的。每一幅画都有它的尺寸、留白和节奏，换了材质，换了空间和载体，也便换了情境，换了样态。艺术家不必包办一切，设计、打样、选料、工艺等等，都应交给专业的团队。艺术家的本分是把画画好，并与文创团队探讨哪些作品值得开发衍生产品及开发什么品类的文创产品。而优秀的文创开发者懂得提炼艺术品中最动人的一点：一束光、一片色、一种情绪，再用另一种材料重新创作，让它在新的土壤和空间中延展开来。

二○二四年底，我的个展“百荷呈祥”在北京荣宝斋开幕，一百幅荷花大部分是首次在内地展出，也是我时隔近二十年再在北京举办大型个展。展览期间，我们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合作开发了几件文创，包括帆布袋、金属胸针、明信片等，分享给前来参加开幕礼的艺术爱好者，造型小巧灵动的金属胸针，获得不少女士的喜爱。后来，我们又带着这批产品参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书展和文创展会等，同样受到在地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喜爱。艺术和文创，从来无分地域。

除了日用器物，红酒也是我热衷开发的文创品类。明画廊以我的画作为酒标，定制了两款酒，取名《如诗》与《夜香港》。《如诗》的酒标是一幅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荷是至高至洁的花中君子，是古人坚守本心、清高自持的精神写照；“如诗”亦呼应德国诗人海德格尔名言“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我希望品尝这只红酒的人们，也能过上诗意的生活。《夜香港》的酒标，源自我笔下的维港夜色。品尝这只酒，让我们想到香港维港两岸灯火璀璨，细味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浪漫。曾有一位朋友对我说，酒标太美，他舍不得丢弃，便将空酒瓶留在家中，加上灯罩后自制了一盏台灯，每晚在灯下阅读或静思时，别有一番意蕴。

艺术家最希望见到的，是他们的创作不仅仅出现在艺术空间里，而真正进入日常生活，被谈论，被欣赏，被记得。当孩子在盆底看见一只只灵动的小虾，当为工作奔忙的上班族晚上归家后在灯下举起一杯遥忆夜色的酒，艺术便完成了一场重要的行旅——从创作者的笔间，到人们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