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历樵是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七年出生，一九二○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应胡政之邀请，进入《大公报》，此后为《大公报》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主要负责翻译，兼评时事。徐铸成曾说，旧中国报界有两位“翻译圣手”，一位是原《申报》的伍特公先生，另一位就是《大公报》的杨历樵先生。

杨历樵除了负责英文翻译外，还兼编《国闻周报》，“九一八”之后，开始执笔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评”，打破了“社评”由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包办的局面。

杨历樵通晓英、德、俄、日诸种语言，翻译作品来源广泛，既有报刊也有学术专著，这反映出他宽广的阅读面和深厚的外文修养。将德国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最早翻译成汉语的就是杨历樵，他译作《西方文化发颓》，他还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大街》。

杨历樵曾说，“新闻翻译工作者所做的这份工作，就好像在开有轨电车。他工作的线路已经被固定的铁轨限住了，不容他有分寸的轶出，但这项工作并不是不需要经验和技巧，相反的，他所需要的翻译和技巧，或许较比一般所想像的来得更为高度。”

杨历樵性格是谨慎而胆小，为人忠厚平和，但这不妨碍他有这样的观察与看法，“我平时常常觉得，我们这文明古国被礼教束缚了几千年，民族性是太古板了。外国人初到中国，常奇怪中国人面部的表情为什么这样呆板。《大公报》一向是自由主义的温床，但他却一向带有一种面孔古板的传统。”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之后，沪版《大公报》停刊，杨历樵被遣散，徐铸成邀请他每月给《文汇报》写十篇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评。嗅觉灵敏的胡政之看出来是徐铸成和杨历樵所为，专门让李子宽去询问杨历樵：“《文汇报》社论的风格很像《大公报》，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杨历樵立刻红了脸，没有承认。

徐铸成在《文汇报》被当局封闭停刊之后，受邀重返《大公报》，做香港版的编辑主任，是杨历樵的上司。他回忆道，““论资排辈”，年龄、性格、经验远比我高的历樵兄，不仅泰然工作，而且我有时在他写的评稿上稍加改动（他写稿很严谨，文字也极好，改动的情况是很少的），他也从不介意。”

杨历樵作为团长曾率领香港新闻出版界代表团二十二人回内地参加首都的“五一”观礼，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一九六七年他在香港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享年七十岁。徐铸成评价他说，“以毕生精力献身中国新闻事业，勤勤恳恳在《大公报》工作了一辈子，不愧是《大公报》的开国功臣。”

杨历樵对待工作非常认真，梁厚甫回忆说，“进了《大公报》，我的顶头上司是杨历樵先生，他和我，真可以说是欢喜冤家。他经常对我说：“你翻的东西，真是给我为难。不能说你有错，但是并不精确。你的翻译，如果说不中听的话，就是浮光掠影，如果改，差不多我要全部改写，不给你来改，负不起责任。””他在《大公报》任职期间培养出了大批翻译人才。

一九四七年金庸应聘《大公报》翻译时，杨历樵是主考之一，后来他曾手把手指导金庸翻译技巧以及调理文字的分寸。

杨历樵十分赞成杜文思的话——“我们办报的旨趣，不仅是在政治上要办成有远见、有主张，能代表舆论，尤其是经济方面，要有见地、有特色、是权威、准确地反映情况，指出症结所在和前途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