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漫话/我心荡漾\江恒

2026-11-19 05:15:50 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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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在英国就有一群人,他们生活于水波光影,虽经历酸甜苦辣,却总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英国享有声誉的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于一九七九年发表了小说《离岸》,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伦敦运河上一群船居者的故事,让这个独特群体进入公众视野。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的单亲母亲;与妻子意见分歧的退役海军军官;想将船只出售赚取养老金的年迈航海艺术家;生活颓废但不失温柔与善良的年轻小伙,以及热衷于船只维修的退休董事等等,而一条约二米宽的斑驳窄船(Narrow boat)就是全部家当。他们每日的生活过得无拘无束,“你可以在里面尽情地欢唱,痛快地豪饮”,尽管有时会发生些意外,“邮差两次从没有固定好的跳板掉进河里,一上午的信件全泡成了大河里的一堆垃圾,英国邮政总署理由充分地通知他们不再派送了”,甚至“早晚有一天,你的船也会变成一片片碎片,陷入泥土,片片流向大海”,可是大家仍能苦中作乐。

小说写得如此生动,与佩内洛普的亲身经历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处于低谷期、收入微薄的她,也曾住在泰晤士河的船屋上。直到有一天,她在自己执教的课堂上迟到了,原因竟是:“对不起,我的房子沉了”。用这位大器晚成、年近七旬凭借《离岸》击败奈保尔《大河湾》获得布克文学奖的作家的话说,“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那就得接受它的一切。生活嘛,无非是坏了就修。修不好的时候,急也没用,那就等等吧。”往更远处看,“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

实际上,与一般意义上的水上人家不同,他们居住的运河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人工开凿的狭窄水道,河面之所以不宽,通常仅能通过两至三条窄船,是因为从成本考虑,只需满足方便运输煤炭、矿产等物资即可。当时为取代传统的畜力,在“运河热”的驱动下,各地兴建的运河四通八达,几乎与所有水系相连,形成“黄金水路”的大联合运河,号称工业革命的“生命线”。随着十九世纪中期铁路的兴起,运河的地位盛极而衰,已不再是繁忙的货物运输干道,逐渐变得淤积废弃。

英国作家汤姆·罗尔特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小说《窄船》,便记述了他与妻子如何改造和装修一艘窄船,并以此为家周游英国运河的所见所闻,也因此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些旧水道的兴趣。作者在大约四百英里的旅程中,描绘出运河旅行的独特:“从繁华大道一步下到安静的运河道,即使在城中心,是一步跨回至少一百年前,给人一种不同,或许比较平衡的观点来看事物。”但他同时也不忍心运河的满目疮痍,尤其是沿途水闸、水道桥的破败,进而激起运河迷们在七十年代的挽救运动,许多运河得以起死回生,变成后来旅游观光和休憩活动的路线。比如伦敦市中心的摄政运河有一段观光水域,碧波荡漾,柳树成荫,被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称为“小威尼斯”,以形容它的优雅与宁静。

从二○一四年初次上映便大受欢迎的英国纪录片《伟大运河之旅》系列,更让观众随着一对老夫妻主持人的视角,顺着修复的水道一路畅游,探索英国运河的前世今生。比如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老工业城市约克郡,想像着十九世纪时到处是织造厂,高峰时期占全世界大半的布料供给,后来没落留下了大片废弃的厂房,但如今运河绿荫环绕,岸上的人们散步、慢跑或骑单车,享受着现代与古朴交融的诗意。

如果说《离岸》中的运河人是为逃避生活,那么近年船屋因极简、易居、浪漫等特质而渐成时尚,“就像住在时间机器里一样:前一秒打开大门还是托特汉姆,转眼外面已是肯顿市集,每次走出房间都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青年作家亚当·威莫特在专栏中自述,船屋空间固然狭小,活动空间非常有限,但“清晨拂晓有人经过时,躺在床上感到船体微微颠簸,遇上雨天,雨点密密地打在船顶上,隔着窗户倾听雨打玻璃的声音”,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然船也不仅仅用于来住,受小说《老人河的孩子》的影响,英国最具创意的漂浮书店“水上的字”(Word on the Water)应运而生。前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在浮板上建成一座船上剧院,而后者的书店主人斯克里奇则在十五米长的舱壁上塞满了书籍,成为大英图书馆旁边摄政运河上的一道景观,很多人慕名而来。用他本人的话讲,“书籍被认为是即将过时的东西,运河也是。但这些是人们永远都会喜欢的事物。为此运河得以保留,书籍和书店也会幸存下来。”

对于生活在运河上的人来说,那些摇摆的船屋,虽漂泊不定,却有如一壶老酒,令人心神荡漾,就像《离岸》中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这么活着就挺好,在陆地和河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