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型、减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出现趋势性下行，由2015年的17.15%降至2025年的12.69%。这也是税收制度改革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所在，只有在税制可持续性与公平性之间找到新平衡，才能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经济保障。

中国税负压力激增的原因较为复杂。首先，房地产自2021年步入下行周期，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快速更替。数据显示，2021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为8.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其后由峰值不断下滑，2025年该项收入仅有4.15万亿元，连续第四年出现两位数降幅，累计降幅52.3%。

经济转型冲击税基

好消息是，2025年部分经济大省（如广东、浙江、四川）的降幅有所收窄，个别省份（云南、甘肃等）出现回升，整体呈现「总量继续收缩、结构边际改善」的特征。

其次是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冲击。新经济产业存在纳税主体不好界定，税基难以计量等问题。如平台经济催生出大量灵活就业群体，税收部门其实无法充分掌握相关人员的涉税信息，造成偷逃税成本低、单位税收贡献偏少。

况且新经济本身就是税收优惠的重点领域，推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对就业岗位的吸纳能力较弱，导致劳动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加剧了「供强需弱」的经济格局，税收增速自然也会下行。

再次，2018年以来中央出台多轮新增减税降费措施，包括逐步降低税率、提高免税门槛，以及实施经常性留抵退税等。

上述举措造成地方政府税费收入的收缩，「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减税降费新增规模预计超过10.5万亿元。

早在2023年上半年，就有财税专家提出「减税降费陷阱」概念，指减税降费的效果会持续递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相应减弱，也不利于维护企业经营稳定的税收环境。

在此背景下，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年7月）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着力健全预算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及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而在部署国内税改的同时，跨境逃税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资本流通的跨境渠道日趋多样化。

逐步完善离岸征税

中国早在2015年即签署加入了CRS（共同申报准则），该准则是经合组织（OECD）推动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2018年9月起，中国内地正式与中国香港在内的100多个地区参与信息交换，为打击跨境逃税打下制度基础。

今年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2026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及「深化国际税收治理、加大跨境涉税争议协商以及解决跨境涉税诉求」。

5月22日，中证监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全链条取缔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营销招揽、开户、交易指令处理、资金划转等服务。

7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将离岸信托（含具有信托功能的境外安排）全面纳入个税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