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明确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以及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进展来看，中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健全治理体系、建强功能和经营能力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综合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进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于银行业而言，一方面需要优化配置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将更多优质信贷资产配置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改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从传统的债权思维转向股权思维，反映在银行机构更加主动地参与股权投资，比如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的扩容。

如何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如何解决新兴产业企业以及普惠民生养老等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与传统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和不足之间的矛盾？对此，需要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业务结构等方面进行优化，进一步适应市场和产业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金融体系的进化，推动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叠代升级。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规模逐年提升，国际化经营更加关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增至2.1万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增幅80.9%（见附图）。

强化投行功能 扶持科技创新

一、金融结构变迁与新旧动能转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服务实体经济是其根基。研究表明，一国金融结构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随金融活动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有所不同，相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金融结构。工业化后期，传统基础设施、重资产边际效益逐渐递减，反映在营收结构、利润结构的调整，传统行业的信贷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新兴产业的金融资产回报率上升，比如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十四五」时期，中国大型银行在这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年均增速普遍在双位数，体现了资产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金融体系的进化。当工业化进入到创新和技术驱动的轻资产模式，金融生态需要从商业银行进化到投资银行。

二、建强银行业综合经营能力的必要性︰进入新的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货币周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转变不再是单向选择，而是在外部形势趋于复杂、监管合规约束增强背景下进行的主动变革。外部看，建强银行业功能和经营能力，正是面对国际金融竞争环境的正确选择。内部看，商业银行的经营效能发生分化，反映在商业银行的营收结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风险治理、经营韧性等方面出现巨大的差异，具备综合经营能力的银行机构获得了先发优势。

一方面，建强银行业功能和经营能力是更高层次的国家金融治理布局之一，并不仅仅关乎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了推进国家金融能力的提升。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最根本的仍在于银行机构自身的制度创新、服务与产品创新，包括监管部门的统筹、金融治理机制建设等。

另一方面，但凡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具备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完善的配套机制。竞争力来看，上海和香港地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显著攀升，显示出国家金融能力建设在稳步提升。同时，围绕金融机构治理、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五篇大文章」领域的破题等已展现中国金融业改革创新的决心。

三、进一步提升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策略选择︰当前，中资企业高质量安全「出海」带来的跨境金融需求激增，更考验银行机构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在这一阶段，银行的价值创造不再仅依赖于境内资产收益，而是拓展到境外资产。比如，2025年中国银行境外机构资产总额占比、税前利润贡献度分别增至22.18%、27.99%，显示出国际化经营韧性。

传统利息业务占比仍高

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两组数据看：一是英国《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主要基于一级资本等衡量银行实力的关键指标的排名，被行业视为衡量全球银行综合实力的权威标尺之一，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境内共有158家银行上榜，其中有7家银行位列榜单前10名，在全球银行业梯队中维持了稳固的领先地位；二是全球知名商业期刊《财富》（FORTUNE）杂志排名，以营收数据为参照指标，中国金融机构在榜单前列占据多个席位，其中有6家金融机构进入世界500强前100名。但是，中国银行业依托的主营业务仍然是传统的「息差」和部分中间业务，营收结构不均衡的短板客观存在。净资产收益率（ROE）方面，摩根大通、花旗、高盛集团等欧美大型银行的ROE约在10%至16%左右，中国大型银行的ROE多在8%至10%之间，未来需要进一步在做优做强金融服务、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方面有实质性的动作。

现实而言，中国银行业面临新的转型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功能性要求金融资源向关键领域和薄弱领域投放，并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利率下行期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带来持续的影响。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在2025年连续三个季度持平后，于2026年一季度末降至1.40%。另一方面，国际比较看，国际大型银行的非息收入占营收的比重约在40%至60%的较高区间水平，中国商业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普遍在30%至40%，还有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加快塑造新动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化需求凸显，建强银行业功能和经营能力的必要性上升。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快速适应市场。多元化经营为银行开发金融产品和开拓业务市场提供巨大潜在发展空间，从而极大增强了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二是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通过内部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和外部集团之间的相互持股，发挥整体优势，设计出满足不同客户、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组合，向全球客户提供包括存贷款、投资、发债、资产管理等内容的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和金融交易成本，有助于提高银行盈利能力。

四、结语与展望︰中国银行业建强银行业综合经营能力，不是效仿欧美国家曾经经历错误试验的「混业经营」，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客观上，全能银行、大投行的一些经验模式对中国银行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具有启发性，即通过建强综合服务、国际化经营能力，将更好地适应未来金融的高速信息流、资金流和资源流运转的需求，实现从规模效益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然而，应清楚地认识到，全能银行、大投行的落地并非采取「混业经营」模式，而是需要明确牌照主业经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导向。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和投资逐渐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民生、养老等领域倾斜。比如，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参与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的经验值得总结梳理。自2025年3月AIC股权投资扩围一年多来，目前已经签约的意向金额突破了3800亿元，其中2025年AIC新增基金认缴规模近1000亿元，在全国新增股权投资规模中占比约10%，近期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的AIC参与长鑫科技等案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体现了商业银行牌照优势和专业能力，满足和适应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周期及融资需求。

同时，在推进建设世界一流投行方面，近期部分券商合并有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即「头部强强联合」与「区域国资整合」，将破解「大而不强」以及「内卷式竞争」的弊端，进一步提升中国投资银行综合经营能力。从银行系券商来看，通过母行联动、客户支撑以及牌照协同效应，有望提升「商行＋投行」的综合服务能力，比如在服务中资企业「出海」、赴港上市等方面，将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初步统计，2024年8月至2026年7月，中资银行系券商参与香港IPO保荐项目的数量占比近25%。因此，「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稳定规模效应的同时，未来的增长潜能将更多从内部治理、转型变革、科技赋能、牌照综合经营等方面挖掘。

（作者为财经评论专业人士。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