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可能是加剧社会竞争行为的无形之手，并通过千千万万家庭的决策，在不知不觉中重塑经济和社会。尝试躺平面临阶层滑落的风险，拚命内卷同样看不到终点。但当我们看清了那只「无形推手」如何运作，就已经迈出了走向真实改变的第一步。

近期热映的电影《奥德赛》改编自荷马史诗：伊萨卡城邦国王奥德修斯率领600名子弟出征特洛伊，战争加上归途漂泊一共离家20年。后世有学者估算，出征前伊萨卡本土总人口近3000人，青壮年男性约1200人。大批男性远赴战场，客观上造成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来自周边岛屿的108名贵族借机涌入王宫，他们以求娶王后珀涅罗珀为名，长期盘踞王宫挥霍王室财产。战争的硝烟虽未直接波及伊萨卡，但战争带走大量男性造成的性别结构扭曲，持续发酵了整整20年。

这则古老故事，可以为理解性别失衡带来的社会影响提供一个参照。当下中国社会，受多重因素影响同样面临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行为的变化。

在正常的人口结构中，出生时男女婴儿性别比约为106：100。由于男孩夭折率略高、且丈夫通常比妻子年长两岁左右，到了适婚年龄，男女比例会自然趋近于100：100。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新生婴儿性别比一度偏离正常范围，在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21.18：100。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多出生21个男孩。此后虽有所回落，但即便2024年出生人口降至954万，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11.7。这也提示，男孩偏好并未完全消退，且可能出现新的表现形式。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年全年龄段男女比例为105.07：100，全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将统计口径缩小到20至40岁的适婚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多出1750万；在0至19岁之间，男性比女性多出2100万。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在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婚配「市场」至少会盈余3000多万男性。这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所有成年女性的总和，也超过了澳洲与新西兰所有成年女性的总和。

在数学概率上，每8位适婚年龄男性中，就有1位面临较大的婚配竞争压力。农村地区的情况更为严峻。根据《中国县域人口发展报告》，中西部部分偏远农村适婚年龄段男女比例高达140：100，25至49岁的未婚男性规模超过1300万。出生性别比偏高与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有关。其背后通常涉及男孩偏好、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扩散，以及特定时期的生育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地区和时期的作用并不相同，但其叠加可能导致性别比明显偏高。

性别失衡如何演变为大众日常感受到的内卷？当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婚配竞争压力首先会落在男性及养育男孩的家庭身上：为了增加相对竞争力，他们更倾向于储蓄、买房、投入教育，并接受更长工时或更高强度的工作。但竞争并不止于此。教育、职业与更充分的发展机会始终稀缺，养育女孩的家庭同样可能增加教育和职业发展投入，希望女儿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一些女性也会通过教育、职业与财富积累，增强自身的独立性与议价能力。于是，一场始于婚配市场的竞争，逐渐外溢为更多家庭共同参与的社会性「加码」。

被推倒的四张骨牌

2009年前后，笔者与其他教授在研究中国家庭储蓄时发现：一个地方适婚年龄段男女比例越失衡，当地家庭储蓄率往往越高。他们把这套机制叫做「竞争性储蓄动机」。传统的储蓄理论认为，人们存钱是为了养老、应付意外或者出于文化习惯。竞争性储蓄是为了提高自己或孩子在婚恋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面对加剧的婚配市场竞争，有男孩的家庭会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来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答案很直接──攒钱、买房、上好学校。研究估算，1990年至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增幅中，大约有一半可由「竞争性储蓄」机制解释。

竞争性储蓄的增加，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随后是房价。房产既满足居住需要，也常被视为婚配市场中较易观察和比较的经济条件。2010年一项调查显示，不少受访母亲不愿女儿嫁给无房男性。模型估算，在2003至2009年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实际房价涨幅中，约有30%至48%可由与性别失衡相关的因素解释。

房价升高后，为了获得更多购房资本，第三张多米诺骨牌──职场，也随之倒下。在研究所使用的农村家庭样本中，来自性别失衡较严重地区、且家中有未婚儿子的家庭成员，更可能外出务工或接受风险较高的工作。数据显示，有男孩的家庭平均每年离家工作41.4天，高于有女孩家庭的24.9天。家庭成员承担风险，往往与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提高子女婚配竞争力等动机有关。

这串多米诺骨牌还没倒完──第四张牌，是教育。婚恋市场的竞争压力，不会等孩子长大才开始。它往前传导，落到了下一代身上。家庭可能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全国33个城市样本中，学区房平均溢价约17%。但拆分来看更有意思：性别基本平衡的城市，学区房溢价均值只有9.47%；中度失衡的城市涨到15.89%；到了重度失衡地区，这个数字飙升到31.36%。补习班、兴趣班、私立学校，一样都不能少。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7.9%，高于韩国、以色列、日本等国。

此外，城市间数据还显示，性别失衡较严重地区的新增民营企业数量更多，这一现象与男性为更快积累财富而选择创业的机制相符。这种竞争压力还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至外贸领域。一国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是其国内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的差额──若性别失衡推高总储蓄率，便可能对贸易顺差产生影响；贸易顺差的形成还受到投资、汇率和全球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

竞争的理性与低效

与性别失衡相关的这些竞争行为，有一个共同特征：从个体角度看是理性的，从社会整体看是低效的。对单个家庭来说，多存钱、多加班、多报补习班似乎能切实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当所有家庭都同步增加资源投入时，婚配市场的总体配对结果保持不变。我们可以用「雄性麋鹿角」进行类比。每只雄鹿都拚命吸收营养把角长得更大，以便在角斗中获胜获取交配权。当所有雄鹿的角都变得同样庞大时，它们之间的相对胜负关系维持原状，过大的角反而大大增加了日常在森林中被树枝卡住的危险。

「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赢」成为了多数人的真实处境。单方面选择退出竞争，个人在婚配市场上的相对位置会立刻下降，面临更加不利的结局。这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社会均衡，使许多人难以轻易退出这场低效的竞争。研究估算，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年均约9%的实际增长率中，大约1.8个百分点──也就是约20%──可与性别失衡引发的竞争行为联系起来。然而，为了这额外的增长，人们可能牺牲休闲、健康和家庭生活质量，而这些投入在宏观层面未必改变婚配市场的总体结果。

打破内卷这场囚徒困境，需要正视并逐步缓解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而要改变性别失衡，就需要改变社会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提升女性经济与社会地位，是纠正重男轻女思想的一把钥匙。女性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时，重男轻女的思想可能在现实利益面前逐渐松动。

但观念的松动只是第一步，性别比失衡的修复，还需要更漫长的周期。我们则须建立渐进式的社会协调机制，引导全社会平稳过渡。在社会政策层面，完善育儿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有助于减轻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压力；在社会与文化层面，继续严格落实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监管，并提升女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在教育领域，推动评价标准更加多元、完善职业教育发展通道，也有助于缓解单一赛道上的过度竞争。

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让竞争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吞噬人的生活。良性的繁荣，始于两性平等，归于人民幸福！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