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消费疲软问题引发各界关注，部分一线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一度出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广州社零增速高于全国，但北京出现负增长，两者增速相差5.1个百分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线城市消费总体承压、冷热不均的状态？一线城市消费的真相是什么？对促消费政策有什么启示？本文主要回答上述问题。

总体上看，2026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社零增速总体偏低、明显分化。其中，广州社零同比增长2.9%、深圳增长1.2%、上海增长0.7%，北京则同比下降2.2%。从走势看，北京社零同比增速自2025年以来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2026年初降幅一度收窄，但随后再度走弱。相比之下，广州、深圳在上年同期较高基数下仍保持正增长，且近期增速有所回升。

不过，北上广深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商品的城市「强弱排序」，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品类、同一品类在不同城市之间都存在明显分化。如果仅从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出发，很难充分解释城市间的这些差异。因此，要理解一线城市消费为何冷热不均，不能停留在社零总体增速的比较，还需要进一步拆解三重影响机制。

完善区域消费监测框架

首先是统计归属。社零总额是从销售端进行统计，反映经营单位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和餐饮收入，而非按照最终消费者所在地归集。对于电商、直营网销等跨区域销售较为普遍的业态或商品，一个地区的经营主体可以面向全国消费者销售，因此经营单位所在地与最终消费者所在地并不完全一致。企业经营模式发生变化，或者经营主体和销售业务在地区间进行调整，即使终端消费需求不变，也可能改变相关零售额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统计分布。

对全国而言，只要相关销售仍在国内实现，销售活动在地区之间重新布局通常不会改变全国社零总量；但对具体城市而言，却可能改变当地统计到的零售额。对于品牌集中度较高、直营网销和网络销售占比较高的商品，这一影响尤其明显。因此，分析北上广深社零分化时，需要将终端消费需求变化与销售活动统计归属变化区分开来，这一点在通讯器材和金银珠宝等品类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其次是政策差异。家电和汽车具有单次消费金额较大、消费频率较低、购买时点可以延后等特点，对补贴、牌照等政策变化较为敏感。2026年上半年两类商品在一线城市之间的分化，反映出地方补贴范围、实施节奏和使用方式，以及汽车牌照等制度约束对需求释放的影响。

以汽车销售为例，202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7.2%和11.7%，广州则增长8.2%。当中，北京新能源汽车仍增长5.2%，但传统燃油车拖累明显；广州新能源汽车增长29.2%，带动汽车类整体增长。上述差异与各地购车资格和促消费政策安排密切相关。

北京对新增购车继续实行小客车指标配置管理，2026年普通小客车指标仍为2万个；常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仍为8万个，另行增发的新能源指标由2025年的6万个增加至8万个。但指标扩容后，供需矛盾仍较突出：截至2026年3月8日，北京经审核的新能源小客车有效申请中，家庭申请32.68万个、个人申请56.69万个，而5月配置的家庭和个人指标分别为11.92万个和3.48万个，申请规模分别为指标供给的2.7倍和16.3倍。

广州则进一步增加了购车指标供给。2026年，在每年8万个常规「普通车」增量指标基础上，再增加12万个指标并全部用于摇号；节能车和新能源汽车指标不设年度额度限制，可以直接申领。总体来看，广州普通车指标供给增加，同时保持节能车和新能源汽车指标直接申领，为新增购车需求释放提供了更大空间。

再次是供需适配。服装、化妆品和餐饮与家电、汽车不同，这些领域受行政性购买约束较少，消费频次更高，产品和业态变化也更快。因此，城市之间的差异更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当地核心消费人群及其需求变化，二是现有产业、品牌、商业和服务供给能否及时适应这些变化。

那么，这对促消费政策有什么启示？其一，进一步完善区域消费监测框架，减少统计归属变化对地区消费判断的干扰，并增强对终端消费需求的识别能力。

加强对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经营变动的监测。对跨区域经营较多、线上销售占比较高、头部企业影响较大的领域，跟踪经营主体、销售主体、结算主体及经营模式变化，建立重点企业经营变动与地区消费数据联动监测机制，及时识别企业迁移、业务重组、直营网销和加盟模式调整等对地区零售额的影响，避免将统计归属变化简单视为消费需求变化。

拓展消费需求地视角的补充监测。可结合电商订单收货地、支付结算、物流配送等数据，更好识别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流向，在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之外补充消费需求地视角，逐步形成「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消费需求地监测」相互补充的区域消费监测体系。

完善区域消费综合评价体系。降低对单一社零增速指标的依赖，结合居民消费支出、服务消费、重点行业交易、客流等指标交叉验证，并区分统计归属变化、政策带动和真实需求变化，提高对地区消费形势和政策效果的判断准确性。

其二，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结构、市场成熟度和实际约束优化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支持范围、政策组合及实施方式与真实需求的匹配程度。

增强地方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在国家政策框架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为地方根据本地消费结构、产品迭代和需求变化调整支持范围和实施方式留出空间，并建立政策动态评估和适时调整机制。对于更新较快、需求变化较明显的领域，可根据市场销售、产品迭代和居民消费变化及时调整支持目录和实施安排，减少政策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

加强促消费政策与相关管理政策的统筹。对于受到准入条件、指标配置等制度约束的消费领域，单一价格补贴的作用可能有限，应将需求支持与相关管理政策统筹考虑。在汽车消费领域，可根据不同城市交通承载能力、车辆保有量和新增需求情况，协调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直接购新及牌照指标等政策，使购车资格管理与购车补贴政策形成配合。

提升政策使用环节的便利度。优化资格申领、审核、核销和资金使用流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减少政策使用环节的不确定性，更多采用便捷、直接的政策实施方式。增强政策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合理安排资金投放节奏，更好协调政策实施节奏与消费需求，减少需求延后或过度前置。

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其三，更加重视供给端对需求变化的响应，通过产业、品牌、商业和服务供给调整，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培育更具持续性的消费增量。

推动产业和商贸优势向品牌和终端市场延伸。支持具有制造、研发和商贸基础的城市打通生产、品牌、渠道和终端零售环节，加强研发设计、自主品牌、新品推广和直营网销能力建设，推动产业链更多向品牌运营和终端市场延伸，使产业创新和商贸资源更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

根据消费人群和需求变化优化商品与商业供给。加强对人口结构、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变化的跟踪，引导企业和商业载体及时调整商品组合、品牌结构和服务内容。对需求相对成熟的领域，更多依靠细分供给、体验提升和业态更新挖掘增量；对需求变化较快的领域，提高新品、新品牌和新业态的响应速度，减少同质化扩张。

推动服务供给和消费场景持续创新。顺应消费更加日常化、便利化和体验化的趋势，推动传统服务业态调整产品、价格和经营模式，加快数字化经营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更加灵活、多样的服务供给。同时加强商业与文旅、会展、体育、演艺等资源联动，通过跨业态融合拓展消费场景，提高客流向实际消费的转化效率，并增强不同消费场景之间的联动和持续运营能力。

（作者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