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大模型是人类的模仿者，基本掌握了人类已有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大模型可以替代人类。因此，AI大模型不同于人类以前的技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之前的技术进步。

基于大模型的AI技术，不具有人类所拥有的创造力。至于AI的递归自我改进（RSI）、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等设想，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中。AI可以提升人类社会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但它不会消灭资源和能源本身的稀缺性，自然也不会消除由资源和能源转换而来的产品之稀缺性。在思考AI的宏观经济影响时，不能把AI想成一种「魔法」，然后用这个「魔法」为未来社会附上各种绚丽的想像色彩。

AI大模型虽然还难以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但它作为一种强而有力的生产力工具，足以让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AI虽然还无法拥有人类的创造力，但可以完成人类目前所从事的许多重复性工作。事实上，大模型已经在计算机虚拟空间中展现了巨大的生产力。而当它进入物理世界，开始操控各种机器完成任务时，会让人类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明显提升。

但在AI推升生产力的同时，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会变得更为重要。有些观点可能会以为，AI大模型的广泛运用，会给每个人都带来一个「魔法口袋」，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从中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不会变成现实。AI时代更可能的情形是，大模型技术在物理世界中的广泛应用，催生出一些规模庞大的自动化「超级工厂」。这些「超级工厂」会成为全社会生产力提升的主要载体。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这些「超级工厂」的产出该如何分配？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分配问题，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对社会可能弊大于利。

AI技术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可能在两方面恶化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引发社会问题，进而阻碍经济发展。

消弭社会冲突风险

一方面，AI大模型可能将「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推向极致，从而导致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一直以来，人类都依赖资本与人类劳动两个投入要素的结合来获得产出。产出则会相应归属资本和劳动所有，成为资本的回报和劳动的回报。过去如蒸汽机、电气化、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资本与人类劳动结合得到产出的基本生产模式，而只是提升了生产效率。这些技术进步让资本与劳动都获益，二者回报都随之增加。

但AI大模型这次的技术进步与以前不一样。大模型是人类的「模仿者」，因而可以在很多生产活动中替代人类劳动，从而让资本加AI即可得到产出。考虑到AI需要算力设施来运行，因此AI系统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

如果可以用AI来操控机器，从而让资本可以在不依赖于人（或者极少依赖于人）的情况下进行生产，那么产出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会变成资本的回报，从而使得劳动收入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显著下降。对于那些缺乏资本、而主要靠劳动报酬为生的人来说，这无异于拿走他们的「饭碗」。如此会让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另一方面，AI大模型还可能形成「AI技能鸿沟」（AI Skills Gap），加大人群内部的分层，拉大民众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对那些从事需要较高创造力、非重复性工作的人而言，AI大模型是赋能的工具；但对那些从事重复性、程式化工作的人，AI大模型是夺走其工作机会的竞争者。随着AI技术的推进，人们内部会分出差距明显的层级，运用AI大模型的人和被AI大模型替代的人之间，会有愈来愈大的收入落差，从而导致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拉大。

AI技术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收入差距如果拉得过大，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撕裂、乃至政治共同体瓦解的严重后果。以美国为例，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总收入中，国内劳动者报酬占比明显下降，而反映资本回报的企业净经营盈余占比则显著上升。二者走势的背离反映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

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一篇论文认为，美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是对这些常规任务中人类劳动的替代。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美国近些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也很大程度上拜这样的社会环境所赐。未来，随着AI技术逐步渗透进那些非常规任务，替代其中的劳动，美国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还会变得更为严重，加剧美国现在已经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AI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来将AI红利分配给广大人民。从守住社会稳定底线而言，这是避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撕裂社会，引发社会不稳定所需要的。而从追求更高社会目标而言，这是实现提升民众福利这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所要求的。要化解AI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将AI获得的收益广泛地分配给社会所有民众。

化解收入分配难题

即使在美国，也有声音呼吁将AI带来的生产力红利更为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乐观看待AI时代社会前景的同时，也注意到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并提出「全面高收入计划」（Universal High Income，UHI）。UHI意味着基于AI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升，政府按月向所有公民发放远超基本生活需求的丰厚收入，从而让他们可以负担得起想要的商品和服务。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美国AI主权财富基金法案》，提出了一种实现UHI的具体办法，即将AI公司的一半股份收归国有。该法案要求年销售额超2亿美元的AI公司，将其50%的股份上交给美国政府，以成立「美国AI主权财富基金」。该基金则将其分红平均分配给所有美国人，从而让所有美国人分享AI带来的红利。

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再加上「AI资本」全民所有制，有望让人类社会成为那种让每个人获得真正自由的社会。当每个人都分享了AI带来的红利之后，就可以从重复性、强制性的工作解放出来。此时，工作对人而言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成为彰显其人类本质的方式。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在各个领域自由发挥和展示才能，让劳动变成了一种富有成就感的享受。

像中国这样内需有待提升的国家，AI技术可能加剧需求不足的问题。笔者曾撰文讨论过，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个收入分配问题。当居民部门收入占经济总收入比重过低，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不足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就会产生。AI技术带来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在中国也会出现。当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可以通过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分享AI红利。但这种分享必须要通过国有资产回报更多地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才能落到实处。如果国有资产回报的运用仍然延续之前的「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则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会让中国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有必要将国有资本回报更多导向居民部门，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和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采取如此「上策」，可确保AI红利为人民所充分享受。

AI技术在经济中大规模应用的后果，不是简单推高社会生产力那么简单。AI技术在推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还会在经济社会中产生一环接一环的「涟漪效应」。其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值得关注。AI时代的经济社会究竟走向何方，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结构能否因应AI技术的推广而做出妥善调整。

（作者为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