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美国当代经济，最近有两个观点值得讨论，一是「美国经济例外论」，二是「美国斩杀线」。前者表现在美国经济未出现外界所预期的硬着陆，而是保持了超预期的增长韧性，后者反映在美国经济社会的「K型分化」以及不平等现象。之所以如此，根本在于美国经济存在的失衡，可谓「失衡的繁荣」。

当前美国实体经济和基本面严重错位，经济增长放大了收入差距，同时加剧了不平等。美股的高度集中问题侧面反映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少数科技企业垄断了资本流向和财富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仅少数企业或资本占有，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增长极为有限，反而因高通胀和人工智能（AI）的扩张而出现失业上升，劳动报酬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

展望未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在持续发酵，有关美债危机的讨论甚嚣尘上，突出地反映美国经济长期「脱实向虚」的问题。因此，需要汲取美国经济的经验教训，在关注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增长的内涵和意义，在制度改革和政策制定上将减少不平等纳入议程。

政府财政失衡 制造业外移

美国经济「K型分化」表现日益突出，引发了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财政失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过4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如此大规模的债务，加剧美国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近期美国财政部干预美债市场就受到反噬，导致美债长端收益率进一步攀升。二是产业结构失衡。美国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国外，导致国内物质生产地位下降、经济结构失衡，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已从1953年的28.3%降至2023年的约10.3%，制造业就业占比不足8%。AI产业投资集中少数巨头，加剧了企业盈利分化。三是贸易失衡。美国2025年商品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2409亿美元。

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去百年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愈发集中在资本和科技。从美国的经验证据观察，这两大要素放大了收入不平等。在资本领域，制造业、互联网及AI产业，无一不依赖资本的高投入。近年来兴起的AI相关产业，在算力、电力和数据中心等AI基建板块亟待大规模资本开支的投入。比如，标普500指数的上涨主要集中在科技信息、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和芯片制造板块，指数中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占比超过40%。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1980年代以来，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在不断加剧。其中，财富不平等的分化更为严重，美国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上升至35.88%，1978年这一比例为21.54%。有观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均印证了技术的偏向性，从未实现绝对平等。

劳工薪酬增长跑输生产率

一份研究提到，当前美国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已创30年新高，「富者愈富」的畸形发展态势。两项数据观察：一是美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显著变化，过去五年劳动者薪酬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下滑，2025年末降至约42%。研究测算指出，1979至2025年，美国劳动者薪酬累计增长33.6%，同期生产率大增92.4%，薪资增幅长期落后于生产率。另外，2025年美国劳动报酬占个人收入比重下降至60%左右，而2000年该比值为68%。同时，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则呈现上升趋势，从2020年的约9%攀升至12%附近的高位。二是美国的财富增量集中在科技和金融板块。以金融为例，2025年美国银行业实现近3000亿美元的利润，创历史新高。科技行业方面，超威半导体、博通、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的10年年化股东总回报率超过30%。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流向了资本方。

从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看，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始终处于波动之中，其间不断制造贫富差距。其中，有三项重要的影响变量。一是劳动力的快速增长。美国异常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从1940年代开始的高净移民率，抬高了资源和资产的价格，特别是土地购置价格相对于工资的水平，进而引发不平等的上升。二是有利于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快速技术进步。工业、运输及贸易、金融等产业发展加快，增长的速度和收入的积累要快于农业，工业发展不平衡又直接影响到城市化发展进程，最大受益者是城市建设者和居民，而之前城市群体的收入已很高，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加剧了不平等。三是金融发展。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收益不成比例地流向根基更深厚的地区及掌握金融财富和金融技能的顶层人群，最终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不少大中型银行处于危机边缘，但各大银行近600位高管每人每年所获得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平均可达260万美元。

关税战扰乱全球贸易秩序

经济史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现代经济增长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加剧收入不平等？第二，收入不平等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在回到这两个问题之前，需要进一步深究经济增长的内涵和意义，比如正视投资于人的理念、矫正资本的价值导向等，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客观上，引发不平等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贸易和金融发展等，但并不是否认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忽视经济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悖论——同样的机制在创造伟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发动的关税战，引发全球贸易秩序紊乱，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相关关税违法，已经表明「对等关税」政策的失败。「美国例外论」并不能持续，依靠债务驱动和AI资本开支仅维持了低增长，但难掩「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困境，以及「美国斩杀线」背后的增长脆弱性。

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不平等问题将很难解决。过去20年，全球经济在全球化、跨国资本和科技革命的共同驱动下获得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遭遇到了数次重大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9年新冠危机、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危机等，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制造了新的不平等。统计显示，全球69%的财富由发达国家掌握，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则不足三分之一，1%的人拥有全球金融资产的43%。针对收入不平等，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国际治理层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存在的「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渗透到科技、金融、人文等各个层面，无疑导致各要素流动更困难、成本更高。二是政策层面，过于激进的加息、超预期的紧缩政策造成复苏不均衡、生产和投资受阻、全球性企业大面积裁员，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财富分配等产生了分化。

研究表明，不平等现象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水平较低，增长期较短。美国经济失衡和不平等的教训深刻，减少不平等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仍需要在制度改革和政策机制层面有务实举措。对此，有三点经验启发：第一，经济增长和不平等问题同等重要。既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同时更加需要关注减少不平等，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比如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大力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加快改善收入和财富分化状况。第二，正确地引导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在美国不平等进程中，这些要素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关键还是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金融监管的放松和缺位。对此，要重视引导科技向善和金融向善，推动科技向普惠的方向发展，引导资本发挥应有的价值使命，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第三，重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要汲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债务模式的教训，强调政策更多惠及民生、扩大居民消费的导向，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推进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提升协同发力，为减少不平等而持续努力。

（作者为财经评论专业人士。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