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国际化缘起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贸易的连接，功能由支付结算逐步衍生到储备、交易、计价等。早期的研究认为，国际货币的职能是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即延伸到了国际货币层次。英镑、美元及欧元、日圆的国际化均遵循这一路径，并充分反映了货币国际化的需求因素，重要变量包括经济和贸易规模、通胀和汇率、币值，以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政策开放等。按照「新货币经济学」理论，国际货币的各种职能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会相互分离。

以此看，货币国际化的职能和特征是有条件的，并有较大的差异化，比如欧元国际化是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日圆的国际化则演变为外汇套利交易工具。总的来看，货币国际化没有唯一路径，而是顺应内外部环境和市场形势变化的产物，其间既要主动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破题，也要防范各类不可预知的系统性风险。

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来看，更多的表现为循序渐进的路径，从支付结算、融资到储备等的国际份额在稳步提升，同时在金融基建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比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并依托货币互换、本币结算、离岸人民币市场等各种方式稳慎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全球经贸秩序发生新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进，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重构，黄金、人民币等储备份额处于上升期，美元的储备地位持续下降。二是国际支付结算系统的替代，比如「货币桥」的跨境试验，以及泛欧自动实时全额结算快速转账（TARGET1）、CIPS；三是非传统支付模式的挑战，比如稳定币（Stablecoin）、加密货币的冲击和监管合规压力。整体看，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新的难题，即「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和「新特里芬难题」两者的无解，同时货币国际化的创新路径将趋向多元。

市场维度看，「去美元化」进程在加快的同时，现实的「特里芬难题」和「新特里芬难题」仍难以短期内解决，非美元货币和黄金暂时难以完全替代，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国际公共责任的承担，美元维持主导地位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大量的美债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同时由美联储作为全球市场的「贷款人」和「做市商」进行兜底，即提供流动性；其二，「不可能三角」困境仍在发酵，Stephen Miran发布的「米兰报告」试图解释特朗普政府为何利用关税作为核心工具来推动其经济政策，即强调扭转贸易赤字问题，但引发诸多争议。

于后发国家而言，推进货币国际化需要综合评估，一方面是建立在外汇市场的供需关系基础之上，首要的是货币在国际支付结算、贸易投融资的使用，需要外汇政策的配合，高度依赖于便利化的政策、高效便捷安全的工具支持；另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延伸到交易、计价和储备货币等功能，有赖于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离在岸市场机制建设等，在金融监管协调、市场激励方面提供支撑。

近年来，黄金重新进入到国际储备资产的主流配置。根据欧洲中央银行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根据笔者跟踪研究，黄金储备地位的上升有以下逻辑：一是宏观维度，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导致全球经贸和金融体系加快重构，全球央行增持黄金已成为共识。二是市场维度，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市场避险情绪推高黄金长期配置的需求高增。

政策维度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十五五」时期的主基调。今年以来的政策直接导向「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为促进跨国企业扩大人民币业务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出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的便利化举措，有望提升人民币贷款占比，更好地满足跨境金融业务在服务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各类投融资需求。在政策试点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等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强化离岸金融服务对「走出去」企业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首批试点业务包括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财资中心资金运营、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等，能够充分满足「走出去」企业对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等需求。整体看，这些举措一方面对上海发展离岸金融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将助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市场维度看，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是人民币稳定的升值预期，今年以来的年内升幅超过3.5%，显示出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另一方面是海外融资利率偏高，人民币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人民币国际融资需求的增强。另外，在全球债市动荡的阶段，相对稳定的中国债券收益率和汇率提升了资产避险吸引力，境外机构连续第三个月净增持中国国债。

政策路径清晰　释放沪港优势

比较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国际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下走出不同的路径？近年来的政策试点和导向已经提供了相对清晰的路径，即不断释放上海、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优势。上海在离岸金融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而香港成熟的离岸市场更加具有功能协同的价值，二者共同指向「金融强国建设」，其中的关键核心要素便是「强大的货币」，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扮演重要角色，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发展基础。香港已经成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外汇交易和融资的重要枢纽，处理全球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全球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占比达到28.2%，人民币资金池长期稳定在1万亿元以上。二是政策利好。近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宣布支持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增加至5000亿元、「南向通」年度净投资额提升至8000亿元，以及常态化发行央行票据。

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既有顺势而为，也有被动选择。货币国际化是路径而非目标，金融强国建设定位的关键核心要素之首是「强大的货币」，战略上确保的是金融安全，即在动荡变革进一步加深的阶段，破解「不可能三角」，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具有独特的一面，两个维度分析：一方面避免了落入「特里芬难题」，现阶段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现象并存，通过增加人民币资产供给和债务工具提供流动性，策略上兼顾在岸和离岸金融体系的功能互补，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协同提供了绝佳的政策试验田，监管、市场和机构的高效配合将更稳健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是防范「新特里芬难题」，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了较平稳的节奏，改变了「大水漫灌」的粗放方式，同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均衡，维护人民币信誉。

支持场景深化和生态建设

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有新的发展空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机制更加健全，跨境贸易和资金结算、用汇等加快便利化，并在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上推出可落地、针对性强的便利政策，比如跨境投融资、跨国公司资金池等政策试点扩容及深化，有助于解决服务和监管的兼容性问题。

于香港而言，建议进一步在「五年规划」作出中长期策略安排：一是用好用足中央政策，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投融资、外汇交易等政策机制，加快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提升人民币股票、债券、回购、衍生品等大类资产的份额，吸引国际投资者；二是发挥好香港金融监管和创新优势，进一步支持人民币金融基建场景深化和生态建设，积极拓展包括CIPS、「货币桥」及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试点扩容，为企业「出海」及国际化经营创造更多便利。

（作者为财经评论专业人士。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