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二十年来，海外学术界与政界对中国经济崛起造成冲击的叙事，其核心逻辑经历了从低端就业、高端产业到全球南方「空间挤压」的演进过程。笔者以为，对「中国冲击论」需要秉持辩证与理性观之。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正常结果。中国是幅员辽阔、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要素禀赋差异很大。对小型经济体而言，一旦工资水平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按照「雁形模式」转移出去；但对于中国而言，东部地区发展之后，中西部地区仍有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同时在制造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都具备一定优势，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很合理的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坦诚面对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说对外部完全没有影响。中国企业激烈的「内卷式」低价竞争，并使大量产能向海外销售，会形成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这些也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反弹。

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面，笔者以为需要努力把「中国冲击」转化为全球共享的「中国机遇」。中国本来就秉承共赢理念，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推动内外均衡发展。通过深化国内体制改革拉动内需、开放服务市场分享红利、传递绿色创新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全球产能合作赋能南方，中国可以化解外部压力，把自身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引领全球共同繁荣的持久动能。

首先，缓解「中国冲击」的一个根本性出路，是增强国内需求对国内产能的消化能力。中国已经将政策重心从过去的「生产驱动」逐步转向「需求驱动」，尤其是提振消费需求，对这方面的改善很有帮助。短期而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避免贸易盈余持续扩大，加大消费和投资的重要作用，比如加快既有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与使用进度，适度扩大资金投向范围，落实好8000亿元人民币政策金融工具等等。从中长期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收入、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让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成为消化国内优质产能的「压舱石」，不仅实现内部经济循环的顺畅，更能通过扩大商品与服务进口，让中国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池」。

第二，相比于货物贸易的巨大顺差，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有广阔的开放空间。中国可以大幅放宽金融、医疗、教育、电讯、数字经济及高科技服务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吸引高质量外资、引入国际先进服务经验以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进行服务消费的消费者体验，还能有效缩减总体贸易顺差，形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更加均衡、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格局。

第三，中国近些年在经济增长、高技术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通过有为政府推动科技突破、实现环境保护。这也为诸多南方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决定发展理念提供了新的参考。实际上，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能源转型、缓解电力匮乏、促进绿色发展方面，提供了大量可操作、可复制的具体案例。

比如，近年中国廉价好用的光伏组件及离网光伏系统对非洲出口大幅增加，一些中国投资还成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比如，肯尼亚加里萨（Garissa）50兆瓦光伏电站就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该项目大幅缓解肯尼亚北部地区的「用电荒」，为其提供了清洁廉价的电力。

企业加速高质量出海

最后，中国可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出海」，实施全球产能合作与本地化赋能。中国企业也可以摆脱单纯的产品出口模式，加速向「全球化运营」转型。一方面，可以主动将成熟的劳动密集型及中端制造环节向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有序转移，帮助后发国家建立本土工业体系，创造就业与税收。另一方面，可以加大中间品、资本品与核心技术的输出，通过输出装备、标准与管理模式，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搭建工业化阶梯。

实际上，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方面已取得相当进展。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38亿美元。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数据和案例是对「中国冲击论」的最好回应，也是对「中国机遇论」最好的证明。

（作者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