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连年斩获诺奖自然科学奖，仰赖于上世纪70至90年代期间，政府与企业在基础科研领域的大力投入。但在经济与人口增长达峰后，该国顶级论文被引用次数与前沿技术创新能力均出现明显回落，这一转变足以成为其他后发国家镜鉴。

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95岁的法国化学家卡根（Henri B. Kagan）和76岁的日本化学家硖合宪三（Kenso Soai），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而硖合宪三的登顶，也使得日本出身的自然科学获奖者达到23人。其中，物理学奖9人，化学奖9人，生物医学奖5人。在总人数指标上，则仅次于美国。

早年成绩离不开巨资投入

日本政府在2001年发布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曾提出，力争在2050年之前获得30个诺贝尔奖。目前来看，该国已经非常接近这一目标。但从论文刊发层面分析，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隐忧，这是因为23人中有22人的获奖成果均是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涌现；仅有山中伸弥（2012年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学术突破是在本世纪发生的。

上世纪璀璨的科研成绩，离不开政府与企业的大力投入。早在60年代，日本政府制订了「科学技术十年计划」，提出有必要按照欧美国家的惯例将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提高至GDP的2%水平。到了1970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了1960年的6.48倍，198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9倍。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攀升，由2.1%进一步提高至2.9%，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

而随着70年代日本GDP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私营企业的研发部门也将巨额资金砸向前沿技术领域，松下、东芝、索尼等一批日本商业财团纷纷建立起中央实验室，同样也是为后来的诺奖打下基础。

缺乏培养新血机制

然而，日本顶级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国际份额，从90年代后期持续走低。日本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统计显示，TOP 10%的被引论文：1999─2001年均约4443篇，全球份额约6%，位列第四名；2019─2021年则降到每年约3767篇，跌至全球第十三位，先后被韩国、伊朗超越。

究其背后原因，有三点变化值得关注。其一，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私营企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即「失去的三十年」。各家公司优先考虑削减经营成本，商业化产出贡献低的中央实验室成为最早被解散的部门。

其二，日本政府从2004年开始推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本意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但客观上对基础科研造成了沉重打击。长期固定教职大幅减少，年轻研究人员只能依赖短期合同。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使得大量优秀青年人才放弃学术道路。

其三，生育率下降从两个方面削弱国家创新力：严重少子化削弱人口规模优势，使得新技术缺乏落地应用场景；严重老龄化消解企业改革动力，阻碍创新资源的集中投入。也因此，日本错失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产业机遇。不仅社会上缺乏新生代科创企业冒头，传统商业巨擘也变得思想保守、行动缓慢、流程僵化。

笔者今年1月22日撰文《AI时代还需追求人口增长吗？》就指出，目前全球前二十的科技企业几乎来自中美两国，日本公司完全消失在榜单之中。日本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是「雅虎日本」，最大的移动通讯平台Line则是一家韩国公司。本土企业集体缺席科技商业版图，是日本创新活力下降的最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