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五年规划标志着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跳出过去偏重商贸金融的传统发展路径，将创新科技作为驱动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而生物科技，正是被规划确定为未来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核心赛道之一。

在全球产业层面，生物科技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赛道，基因治疗、细胞药物、创新医疗器械、合成生物学、AI辅助药物研发等方向持续突破，欧美、新加坡、上海、深圳都在加速布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香港生物科技产业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发展根基，这些既有优势构成未来五年产业起飞的底层支撑。

一是顶尖高校与科研平台优势。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均开设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工程、药学相关学科，汇聚大量国际背景的生物医学科学家。香港设立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覆盖分子生物医学、转化医学、传染病研究等方向，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传染病、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是全球单位面积基础生物医学产出最高的区域之一。

二是国际化法治与知识产权环境。香港沿用普通法体系，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欧美主流市场接轨，生物科技项目涉及大量专利许可、技术转让、股权融资，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有效保护新药靶点、细胞株、算法模型等核心无形资产，这对于风险极高的生物医药投资至关重要。

三是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优势。香港交易所早已推出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机制，允许尚未盈利、没有收入的生物医药企业登陆港股，这一机制吸引大量内地和海外生物科技企业赴港上市，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之一，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产业资本高度聚集，可以为初创生物科技企业提供从种子轮、VC（风险投资）到IPO的全周期资本支持。

四是国际化医疗体系与人才环境。香港拥有国际水平的公立医院体系，临床医生与科研人员紧密联动，具备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专业能力；香港出入境制度便利，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生物学家、临床专家、药品注册专家来港工作，跨境学术交流频繁。

但与此同时，香港生物科技产业长期存在结构性短板，也是首个五年规划需要着力破解的难点。

首要短板是产业转化链条断裂。香港的优势集中在基础科研，缺少规模化的生物中试车间、细胞制备GMP厂房，生物样品生产、放大试验的场地资源稀缺。生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细胞实验，到动物试验，再到临床前研究，需要连续的中试环节，而香港本地土地成本高昂，很难大规模建设生物制造基础设施，大量科研项目走到中试阶段就遇到瓶颈，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和专利，难以转化为企业产品。

临床试验资源局限。香港本地人口规模有限，患者样本总量不大，单独开展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成本高、样本招募难度大。过去内地和香港之间医疗数据、生物样本跨境流动存在规则限制，两地临床试验数据互认不足，香港的临床数据很难直接用于内地药品申报，内地庞大患者资源也难以服务香港主导的新药研发项目，制约了创新药的研发进度。

产业集群规模不足，上下游配套薄弱。香港本土生物科技企业数量偏少，以小型初创研发企业为主，缺少大型生物制药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发展，试剂耗材、生物设备、合同研究组织CRO（医药合同研发机构）等配套产业不够完善，企业运营成本偏高。很多初创企业在香港完成早期研发之后，会选择直接迁往内地或者海外落地，本地产业留存能力不足。

人才结构失衡。香港高校基础科研人才储备充足，但产业化需要的工艺工程师、GMP生产管理人才、药品注册专员、临床项目管理人才相对短缺，学术人才和产业人才之间流动渠道不畅，高校科研人员创业面临商业运营、资金管理、法规申报等经验不足的问题。

土地空间约束。香港传统城区土地紧张，科学园现有园区空间容量有限，难以承载大量生命健康企业、中试平台、科研机构扩张，产业发展空间不足，这也是规划重点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新田科技城，拓展科创用地的核心原因。

整体来看，香港生物科技产业想要实现突破，不能简单复制欧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模式，也不能照搬内地大规模生物产业园的路径，必须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走差异化道路，把基础科研、国际资本、知识产权、大湾区制造能力结合起来，这也是首个五年规划对生物科技产业进行系统性布局的出发点。

设百亿引导基金　优化资助计划

生物科技产业高度依赖长期资本、高端人才及适配的监管规则，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从资金供给、人才引育、制度创新三个维度，系统性改革现有机制，解决制约生物科技企业发展的软性障碍。

资本层面，香港本身拥有全球一流的生物科技上市融资渠道，港交所18A规则已经成为全球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上市的重要通道，在五年规划周期，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发挥金融赋能科创的作用，用好政府创科基金，设立百亿级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投向生命健康赛道的初创企业。政府资金不追求短期高额回报，更多起到风险引导作用，带动私人风险资本、家族办公室、海外产业资本投入香港生物科技项目。

除股权投资支持之外，规划优化了创新科技基金资助计划，针对生物科技研发周期长、失败率高的特点，调整资助评估机制，允许更长研发周期的项目申请政府资金，支持高校团队、初创企业开展临床前研究和早期临床试验。香港特区政府还鼓励香港银行业开发适配生物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针对无收入、仅有专利和管线资产的生物医药企业，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丰富企业融资工具，改变过去生物初创企业只能依靠股权融资的单一局面。

构建本土培育和引进人才体系

人才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针对生物科技产业不同类型人才需求，构建本土培育和海外引进并行的人才体系。香港五所高校持续扩大生物医学、生物工程、药学、转化医学相关招生规模，增设产业导向的硕士、博士项目，强化高校和生物科技企业联合培养，安排学生进入企业实验室、CRO机构实习，培养兼具科研能力和产业认知的复合型人才，解决产业化工程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

在海外人才引进上，优化各类人才入境计划，针对生物科学家、临床研究专家、药品注册专家、工艺生产高级工程师等紧缺产业人才，简化签证审批流程，放宽居留条件，吸引海内外顶尖生命健康人才落户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面向全球招收生命科学方向留学生，配套奖学金，鼓励优秀留学生毕业后留在香港从事生物科技研发与创业工作。同时推动人才在高校、医院、科研机构、企业之间顺畅流动，完善科研人员创业机制，允许高校科研人员保留学术岗位的同时参与企业成果转化，破除学术人才向产业流动的制度壁垒。

加快药械审批　推进要素软联通

规则机制创新方面，是香港生物科技产业在五年规划期间最核心的突破点，重点推进两方面改革，一是药械监管机制改革，打造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二是大湾区之间科创要素软联通。在本地药械监管层面，政府优化香港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审批路径，加快创新药、细胞基因治疗产品在香港本地注册上市，为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快速的国际合规验证场景。香港的药品审批结果可以作为企业向全球其他药监机构申报的参考，帮助企业验证产品安全性与有效性。

至于跨境协同，未来可依托河套合作区探索生物样本、科研数据、科研设备跨境便利流动机制。生物新药研发离不开人体生物样本、基因组数据，过去深港之间样本流转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制约联合研究。在五年规划周期，河套合作区持续试点简化合规生物样本跨境运输流程，在满足伦理审查、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监管前提下，支持两地科研机构共享样本资源，推进临床试验数据互认探索。

人才、资本、监管规则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构建完整的产业软环境。资本为研发提供资金，人才负责技术攻关与项目运营，完善的监管规则保障科研活动安全合规，降低市场不确定性，三者共同解决香港生物科技过去只有科研项目，难以持续孵化成长企业的痛点。

（作者为外资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