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一部分国内储蓄没有被国内投资吸收，在全球总账上也与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大体对应。港口里驶向世界的集装箱，与普通人为什么不敢轻易花钱，其实属于同一个全球经济故事。

居民准备买一件大件商品，想到房贷和下一年的收入，决定再等等；企业有扩张计划，想到贷款到期能否续上，决定先多留一点现金。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但当许多人同时作出类似选择，影响就会越过自家账本：消费和投资需求可能减弱，进口受到影响，国内生产与国内支出之间的差额，最终会反映在对外收支上。

看到“顺差”二字，先要确认是哪一本账。海关货物贸易顺差，主要回答跨境货物卖出多少、买入多少；经常账户还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收益等初次收入，以及汇款等二次收入。用货物顺差代替经常账户收支，就像只看家庭工资收入而不看其他收支。

理解这些数字，还需要一个简单关系：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内投资。它提示的是，一国当期收入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如果超过国内投资所吸收的部分，就会表现为经常账户顺差。

这里的“储蓄”并非银行存款余额，“投资”也不是买股票，而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概念，包括企业购置设备、建设厂房等。国民储蓄包含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不能拿普通人的存款多少直接解释国家顺差。一个国家整体储蓄率高，也完全可能与不少家庭收入偏低、生活紧张同时存在。同样，储蓄率高于别国，不足以证明“储蓄过多”。为养老储蓄、为创新积累资金，也都有合理性。

国民储蓄与出口顺差

对家庭而言，今天花不花钱，往往取决于明天能不能安心。工作是否稳定，老人看病需要自付多少，退休收入是否可预期，都会影响当期消费。即便账上有钱，如果未来必须自己承担的风险较大，把一部分消费往后推，也可能是理性的选择。

房地产调整又增加了一层压力。住房价值下降，会削弱部分家庭对自身财富的判断；住房建设和交易放缓，也会影响相关行业收入与投资。当收入预期走弱，家庭支出和进口需求可能一起受到抑制。顺差扩大因此既可能反映出口竞争力，也可能反映国内需求吸收不足，不能只看其中一面。

还要把不同家庭分开看。物价下降会提高既有现金和固定名义债权的购买力，并不意味着净债权人的财富必然缩水；但对背负固定名义债务、收入又下降的家庭来说，偿债压力可能增加。再叠加房产贬值和就业担忧，消费便可能更谨慎。把这些机制区分开，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轮经济变化，对不同家庭的影响并不相同。

此外，有些储蓄来自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当家庭认为积累住房或财富有助于孩子未来成家，就会提高储蓄目标。如果其他家庭也这样做，单个家庭即使付出了更多，相对位置却未必改善。这是一种人人都很用力、总体未必更轻松的处境。

企业的账本里也有类似的“安全垫”。设想一家技术不错、订单在增长的民营企业，如果外部融资不稳定，它就可能减少利润分配、多留现金，为下一轮设备投资做准备。这只是机制示意，并非具体企业案例。它说明，高企业储蓄未必意味着投资意愿低，也可能意味着有投资意愿的企业不容易获得合适的资金。

相关研究把这种现象与资本配置联系起来：一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需要更多依赖留存利润；另一些企业获得信贷较容易，资金却未必具有更高回报。这种错配可以同时影响企业储蓄和投资效率。因而，改善融资不只是把总贷款量做大，也包括资金能否以合理成本、合适期限进入有前景的企业。

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这里汇合起来。微观层面的谨慎值得尊重，但当很多家庭压缩支出、很多企业推迟投资时，别人的收入和订单也会受影响。这不是要求某个人为宏观经济“掏空钱包”，而是说明：若不改变风险与机会的分布，仅靠劝说居民消费，很难持久改变总体需求。

当国内储蓄长期超过国内投资，差额便通过经常账户与跨境资金流动连接到世界。它可以支持别国的支出，也可能使国内就业和企业更依赖海外订单。家庭账本因此不是全球失衡的全部答案，却是理解中国顺差从何而来的重要一环。

提振消费与结构改革

如果顺差与国内支出不足有关，再平衡就不能只盯着出口端。让居民收入增长更有把握，让必要支出风险更可承受，让有前景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既有助改善生活和经营，也可能改变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减少顺差应当是经济结构改善的可能结果，而不应成为要求居民少存钱的理由。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强调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和保障民生。这些安排之所以与全球失衡有关，是因为外部收支并非只在海关和汇市形成，它也来自国内收入如何分配、公共服务怎样提供，以及未来风险由谁承担。

短期政策需要关注收入和需求预期。适当的宏观支持、房地产风险处置与稳定就业，可以降低家庭和企业因不确定性而同步收缩支出的压力。消费支持措施能够带来阶段性需求，但如果持续收入和保障没有改善，一次性优惠也可能只是把未来的购买提前。评估政策，既要看当期销量，也要看后续消费能力是否增强。

社会保障尤其需要具体讨论。我们强调，中国社保覆盖和待遇长期有所改善，不能把制度一直视为静止不变；对进一步扩张公共支出的收益与代价，持较审慎态度。IMF的政策讨论则更强调加强保障对降低预防性储蓄的作用。比较不同国家的支出占GDP比重，并不足以单独裁决这一分歧，还要看人口结构、保障覆盖、个人自付负担与服务质量。

对居民来说，有意义的改善非常具体：遭遇疾病时能否承担费用，换一座城市工作后保障能否衔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是否可预期。围绕这些风险改善制度，并不意味着无限扩大福利支出，而是要把财政可持续性与降低居民不确定性放在一起考虑。这样的政策含义来自对研究的延伸，并非每一项都已经得到因果检验的支持。

企业一端，也不能把“增加投资”理解为再建一轮相似的厂房。国内投资如果缺乏回报，短期吸收了储蓄，长期却可能留下债务和更多销售压力。更值得做的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民营企业获得长期资金的条件，让技术创新、服务供给和真实需求能够对接。好的再平衡，应当同时关注支出规模和资源使用效率。

性别结构与社会竞争则需要更长时间。我们提出提升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衡，意在降低竞争性储蓄的制度性诱因。这类变化无法立刻降低下个季度的顺差，却提醒我们，经济政策不能与社会制度割裂。家庭为未来积累财富的压力，背后常有住房、就业机会和社会评价方式的影响。

全球再平衡也不能只靠中国一端。美国等逆差经济体的储蓄、财政和投资选择，同样参与塑造国际收支格局。若只让一个经济体压低需求，调整可能通过订单下降传到其他国家；顺差经济体扩大有质量的内需，逆差经济体调整自身储蓄和支出，才更有机会避免“你少卖、我少买”的零和结果。IMF的2026年报告因此强调协同调整的价值。

对中国而言，扩大有质量的内需首先服务于自身发展，也能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对外部世界而言，讨论中国竞争力，既要正视具体行业受到的冲击，也要理解中国家庭和企业为何作出自己的选择。只有把两端放在一起，贸易摩擦才不至于遮住国内改革的空间。

全球失衡最终可以落回一张普通的家庭账本。当家庭不必为每一种可能的风险都预留过多资金，当企业不必因为融资不稳而反复推迟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增长便能更多依靠国内真实需求，也为世界减少一份失衡压力。人们关心的不是顺差是否少了几个百分点，而是今天的收入能否支持更好的生活，明天是否值得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