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欧洲街头大规模抗议运动风起云涌，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先后出现政治动荡。与此同时，多国政治极化升温，极右和极左政党在各地纷纷崛起，表面是抗议生活成本上升和社会服务下降，实质的问题则是：欧洲的高福利模式还能不能持续？

欧洲工作时间少、财政补贴高、福利待遇好的福利社会的本质，是一份以高供给效率叠加一定的债务赤字，换取居民稳定预期、降低社会冲突的契约。然而，2022年以来的三大供给冲击，相当程度削弱了欧洲福利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

首先是俄乌战争压垮了欧洲的能源供应，廉价能源、稳定供应已不成立。2017年至2021年荷兰天然气基准均价大约23欧元/兆瓦时。俄乌战争后，2022年天然气均价升至约124欧元，8月峰值一度接近340欧元，约为战前常态的十余倍。此后虽回落，却再也没有回到战前低位。能源从“低成本红利”变成成本约束，不仅仅大幅提升了欧洲人的生活成本，还影响产业竞争力。比如，德国化工、汽车、机械等行业在能源危机后持续承受成本劣势，资本开支大规模外迁。

其次是年轻劳动力供给也明显下降。欧元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升至约两成以上，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约24%升至2025年约35%。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增加，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如果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不能同步提高，欧洲福利国家就会面临缴费人口增长慢于福利领取人口、社会保障体系负担持续加重的问题，这还不包括对大量难民的财政援助。

最后是廉价资本供给的终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疫情爆发之前，欧元区主权债收益率长期贴近零甚至为负，降低了欧洲为了维持福利社会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然而，近些年主要经济体财政扩张，重新推高了全球利率水平；在技术取得进步之后，美国AI巨头也在金融市场争夺资本，也可能进一步推升了资金的成本。目前，最安全的德国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达到3.3%左右。欧元区国家利息支出占财政比重回升，以债养福利的缓冲被压缩。

如果说能源、劳动力与资本的供给冲击很大程度是外生性因素引发的“天灾”，欧洲在政治治理方面缺陷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力，则是明显的“人祸”。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欧洲打击了自身经济的灵活性。例如，近年来欧洲各国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在德国，受反核民意与绿党的长期绑架，政府不顾工业基础与能源安全，于2023年彻底关闭了最后几座核电站——即使俄乌冲突和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出现。然而，在自身电力缺口巨大、风光发电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德国工业巨头不得不支付高昂成本，被迫大量进口法国生产的核电。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政治折腾，不仅削弱了德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也成为了拖累欧洲经济活力的典型缩影。

欧洲过于严格的监管对其经济的创新也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例如，2018年5月欧盟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法规，甚至被称为“惩罚性监管”。但是这样的监管增加了欧洲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商业活力和创新热情，导致欧洲在数字经济和科技领域逐渐落后于中美。欧洲不仅没有出现一家比肩中美的互联网巨头，在初创企业培养方面也不具有优势。

民粹情绪阻碍改革

面对严峻的供给冲击，欧洲又缺乏良好的政治治理，难以通过鼓励市场创新、科技进步乃至推动结构性改革加以对冲，欧洲经济自然会面临“滞胀”的压力。居民实际收入下降，财政压力增加，福利社会难以为继也就不足为奇。

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2026年一季度欧洲GDP环比一度负增长（后修正为零增长），二季度环比增长0.4%，增长总体疲软。与此同时，欧元区通胀从年初的2%上升到3.8%，滞胀的风险明显增加。在此背景下，欧洲的财政脆弱性也进一步显现：截至2026年二季度，欧元区整体政府债务约相当于GDP的88.8%。同时，在全球利率抬升的背景下，对财政不可持续的担心还可能进一步提升国债的利率水平，并形成恶性循环。法国10年期国债利率近期一度突破5%，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关切。

很显然，从财政平衡的角度来看，削减福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然而，增福利容易、削减福利政治成本极高。近期法国延迟退休改革引发的持续示威，正是选民不愿接受福利制度收缩的集中表现。更为麻烦的是，迎合选民的部分极右和极左政党在许多国家受到欢迎，这可能会使得欧洲的改革面临更大的困境。

例如，近期受到支持的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尤其是高收入群体、财富和资本收入的税收，支持更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在高福利、高税收本来就存在一定程度“养懒汉”、削弱劳动供给和就业激励的背景下，这样的政策主张恐怕难以成为欧洲经济摆脱困境的良方。

（作者为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