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马长伟对大公报记者分析指出，合肥之所以能够将「耐心资本」从概念变为现实，关键在于一整套制度保障。

首先是合肥延长国资考核周期，打破了国资短期利润考核的枷锁，对产投平台取消年度利润刚性考核，将考核周期拉长至5至10年，匹配芯片、面板等长周期行业属性，解决了地方国资委「不敢投硬科技」的痛点。

允许合理投资失败 鼓励前瞻布局

其次，合肥对产业投资建立了合理的容错宽容机制，允许在充分论证、程序合规的前提下出现投资失败，不因单个项目的亏损而追责，而是评价基金组合和全生命周期绩效。这为投资决策者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敢于在风险较高的前沿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

再次，合肥国资不谋求企业控制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和技术路线选择，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国资的角色定位是「基石投资者」和「产业合伙人」，而非管理者。

「合肥是全国最早的『耐心资本』制度化样本，其意义在于把『耐心』从一种领导风格变成了制度设计：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风险容忍度分别达40%、50%，为全国较高水平；全国率先建立『尽职免责』，并约定项目成功后将股权增值收益让渡给创业团队。」何建华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