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一张报纸定乾坤」，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到陕北去」的传奇，早已广为人知。但多数人只知红军在甘肃哈达铺获得《大公报》，毛泽东据此宣布进军陕北；却少有人知晓，短短数日后，中央在200公里外的通渭县榜罗镇，再获《大公报》印证：陕北有红军、陕北有根据地！中央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议：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大公报》完成长征史上最关键的信息接力，中央果断抉择，历史就此改写。\大公报记者 谢锐佳、陈晴妍、杨韶红报道

获取报刊过程有多个版本不约而同指向《大公报》

1935年7月14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深入西北追踪红军长征，写下大量报道在《大公报》连载，成为报道红军第一人。今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公报「追寻范长江 重走长征路」采访团循着范长江的足迹，打捞这段历史的更多细节。

尚未驶入哈达铺，路口一座巨型雕塑便映入眼帘。红色飘带仿照《大公报》版面环绕明灯与巨笔，基座上毛体大字「红星照耀新征程」熠熠生辉，把「一张报纸改变历史」的瞬间化为具象。

「哈达铺人人都知道『一张报纸定乾坤』的故事。」哈达铺老中医畅辉民告诉采访团，小时候，自己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大公报》和哈达铺的故事，当年他父亲和太爷爷曾给路过哈达铺的周总理治病。

如今行走哈达铺，无论是红军街还是纪念馆，处处都有《大公报》的印记。这份报纸对红军转向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长征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哈达铺长征纪念馆讲解员对记者说：「我们将这段历史作为重点展陈内容，近年来馆内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这里也已成为重走长征路的重要打卡地。」

夏日的阳光照在哈达铺红军街上，显得格外亮堂。街上保留了旧时许多药舖，畅辉民介绍说，义和昌和自己家的药舖，都是当年比较有名的，毛泽东到哈达铺后便下榻在义和昌。当地老人口耳相传，义和昌的夜晚，油灯常常彻夜不熄。

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后，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和连续作战，8万多人的部队，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将士身体非常羸弱。彭德怀在《自述》中描述：「出腊子口，行军时常见到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红军攻克腊子口进驻哈达铺，缴获了国民党守军逃跑时留下的几百石米面、2000多斤食盐，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红军战士得到宝贵物资补给。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各连队都杀猪宰牛，受尽饥寒之苦的红军得以饱食，哈达铺也被誉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相对于让疲惫的红军得到补给、恢复战斗力，接下来红军具体要往哪里去，才是压在党中央心头最沉重的命题。这也正是义和昌灯火长明的缘由。

走进义和昌毛泽东旧居，屋内陈设一如往昔：桌上一盏油灯、一支铅笔，桌面一张《大公报》赫然入目。

转出义和昌，斜对面约10米处，即为大名鼎鼎的邮政代办所──91年前红军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大公报》。当年哈达铺商贾云集，药商需要报刊掌握时事商情，政府便在此设立邮政代办点，民国时期这里商人可以阅读到《大公报》《晋阳日报》等五六份报纸。

关于中央在哈达铺获取《大公报》等报纸、得知陕北有红军的经过，不同的回忆录记述各有细节差异。

开国将军曾思玉、梁兴初、曹德连等亲历者在《我的前一百年》《统领万岁军》《长征途中》等书籍和文章中还原了较多细节：1935年9月18日，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按照毛主席「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的指示，连长梁兴初化装为国民党中校，曾思玉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为少校，几个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彪化装为少校副官，摆出了「中央军」的架式进驻哈达铺。他们俘虏了国民党鲁大昌部下一个刚从兰州过来的少校副官，并在邮局（邮政代办所）从其骡马运输队中发现了《大公报》等报刊，报上刊载陕北红军、根据地消息，还附有被敌人称为「匪区」的陕北苏区略图。侦察连随即将俘虏和报纸一并送往军团部，呈送中央领导。

在距哈达铺长征纪念馆有50多公里的岷州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指着墙上的地图告诉大公报记者：「当时中央机关还没抵达哈达铺。」红军9月17日艰难夺取腊子口后，次日早晨毛泽东率红一军团驻扎在岷县绿叶村，梁兴初他们从哈达铺拿到报纸后，就是送到这里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阅读的。

时任中央队警卫队指导员、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这段回忆，印证梁兴初等先期到哈达铺获得《大公报》的史实。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道：「主席一进哈达铺街，没有直接进屋，而是到对面的邮政代办所翻报纸，边翻边把有用的报纸放在一边。我记得那些报纸是《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等。」

聂荣臻、耿𩙪等亦留下相关忆述。

研究者认为，根据目前各种史料分析，当年中央获得报刊的途径大概率不止一条，也可能不止一家报纸。不过，尽管众人回忆细节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史料，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大公报》。

《张闻天年谱》《张闻天文集》则更为详尽地记载了当时《大公报》上的报道内容。1935年9月22日，时任党中央书记的张闻天在哈达铺作了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笔记将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的《大公报》上所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详细摘录并进行分析。其中摘录7月23日的《大公报》写道：「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8月1日的《大公报》记载：「盘据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匪军军长刘子丹（即刘志丹──编者注）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

物质精神双补给哈达铺定下进军陕北

彼时红军各部通信阻隔，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孤军转战的红二十五军，都曾借助《大公报》这一特殊信息纽带，捕捉彼此行动线索，据此作出关键战略判断。据徐海东、韩先楚、刘华清等将军回忆及陕西省宝鸡市凤县档案馆馆藏记载，1935年7月，撤离鄂豫皖苏区、由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陕西凤县缴获一批《大公报》。其中，7月22日《大公报》报道说，朱、毛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部队结合报纸报道与中央文件，研判确认中央红军北上动向，果断作出挺进甘肃、进逼天水的战略抉择，以此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8月9日晚，徐海东率部攻占天水北关，接着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达到了策应中央红军川西行动的目的。而当年8至9月的《大公报》，也持续记录红二十五军在甘肃一带的军事活动。

走进香港港岛南区的大公报档案馆，翻阅纸色已经褐黄的1935年《大公报》，7月23日《陕北赤匪愈严重化 全陕北23县几尽赤化》、8月1日《高桂滋抵平谈陕北匪况》、8月28日《徐海东窜甘 刘子丹进据绥德南区》等报道连贯刊出，对陕甘红军各方活动记述详尽完整。这批保存在港的原始报刊，与亲历者回忆、地方档案相互印证，直观展现出《大公报》在音讯隔绝的战争年代，为革命力量研判局势、谋划战略发挥的关键信息价值。

1935年9月20日，党中央在毛泽东驻地义和昌药舖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陕甘支队整编方案。结合从报纸上新发现的情况，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红军前进的方向是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9月23日，得到物质和精神「食粮」双重补给的红军告别哈达铺，意气风发地往通渭县进发。

榜罗镇再遇《大公报》坚定「到陕北去」决心

在通渭榜罗镇中心学校旧址，榜罗镇会议纪念馆馆长廉国斌指着百年老校的校长办公室说：「这里就是当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连夜开会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正式决议，将长征落脚点定在陕甘根据地。」

榜罗镇会议会场，是一间坐北朝南的青瓦土木小屋。屋内陈设极其简朴：一张木方桌、五把太师椅，桌上一盏清油灯。「均为当年原物。」廉国斌介绍说。墙上悬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人照片，里间即是毛泽东当年居所。

1935年9月27日，在这间大约40平方米的小屋里，毛泽东和党中央连夜做出了「到陕北去」的历史性正式决议。

廉国斌解释连夜开会的缘由：「红军在这间学校里又搜集到《大公报》等一批报刊，印证了此前在哈达铺得知的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情报。新的信息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到陕北去』的决心。」

旧址展板上，泛黄的《大公报》静静陈列，不远处摘录了毛泽东在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诸多回忆录记录下中央在榜罗镇获取报刊的情况。开国上将、时任陕甘支队第十一大队政治委员王平，在《王平回忆录》中描述说：「过了渭河进入榜罗镇，部队休息了一天。红军在当地小学校发现很多报纸杂志，上面刊载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报道，也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而杨定华在《从甘肃到陕西》一文中写道，榜罗镇「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阅后，觉得关于日本在我国北方侵略的许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讨论。」两文所指小学，正是榜罗镇中心学校。

当年曾为中央领导人挑过水的原学校校长李子安生前回忆说，毛主席在学校住了3天，每天都由他们几个大些的学生送水。

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榜罗镇」一文写道：「那边有二十六军，后来又有个二十七军。鄂豫皖来的二十五军像已与他们会合。」显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9月27日在榜罗镇中心学校所阅报纸中，获悉了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谢子长部）可能已经会合的最新消息。而1935年9月13日《大公报》第三版左上角，正是以几乎与正文等大的标题，醒目刊登了《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报道。

研究者指出，以当年西北地区的运输条件与战乱环境，《大公报》自天津印刷后半月内送达甘肃偏远小镇，时间上完全合理。虽然各类回忆录及文献均未明确记录榜罗镇学校所存报刊的具体名称，但综合多方史料推断，毛泽东在榜罗镇再度确认「陕北有红军和苏区」这一关键信息，其来源大概率正是《大公报》。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高亚忠表示，这一推断合乎史实情理。

核桃树下总动员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前，廉国斌向大公报记者介绍一棵见证伟大历史的百年老树：「毛主席就是在这棵核桃树下，作出进军陕北的总动员。」

这棵树龄125年的老核桃树枝繁叶茂，树冠可覆盖半亩地，挂满青果。「每年还能结上千斤核桃。」廉国斌言语中透着自豪。

1935年9月28日凌晨5时，中央刚刚开完常委会数小时后，千余人规模的连以上干部大会，就在核桃树下的打麦场召开。

「当时国民党飞机总是八、九点钟以后出现，为了躲避轰炸，干部会议就选在拂晓召开。」廉国斌解释道。

核桃树四周是打麦场，当时还有老乡刚收割不久留下的麦垛。细雨蒙蒙，毛泽东站在小方桌前，向全军宣告：长征最终落脚点确定为陕北。

次日，红军攻占入甘之后首座县城通渭，并依据所获报纸信息手绘《陕甘苏区略图》，为红军北上陕北提供了重要的地图指引。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进通渭城后在文庙街小学接见广大指战员时，满怀豪情地首次朗诵了他的新作《七律·长征》。

10月2日凌晨，陕甘支队兵分三路，向陕甘苏区挺进。10月21日，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