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卓尼县城出发，沿蜿蜒盘山公路向东南行驶约五公里，奔涌不息的洮河劈开群山，勾勒出一方静谧秀美的藏乡秘境，这里便是素有美名的博峪村。晴空澄澈，格桑花缀满房前屋后，古朴的藏式「苫子房」错落排布，清流绕村、山水相依，整座村落恬静悠然，尽显藏乡独有的温润风情与鲜活气韵。

在村内小广场，提及《大公报》，年近八旬的村民王永顺满是惊叹：「这份报纸很有名，还在啊！」老人抬手指向广场边一处土木院落，语气笃定：「那就是旧时土司衙门，当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是在这里与卓尼土司杨积庆彻夜长谈、纵论时局。」依山而建的旧土司衙门占地7200平方米，一股清泉沿院墙潺潺流淌，斑驳开裂的夯土残墙，默默镌刻着近百年的风云往事与红色记忆。\大公报记者 李阳波

博峪村坐落于卓尼县东南部，北临洮水、南倚族尼尕山，藏语寓意「藏族的故乡」。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13岁破例承袭土司之位，执掌甘南藏区政务35载。

开明土司　身居边陲不「守旧」

「很多人一听到土司这个称谓，就自然而然想到封建落后，但杨积庆这个土司却一点也不『土』。」在卓尼县城杨积庆烈士纪念馆，卓尼县党史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罗信锋对记者说。这里是杨积庆旧居，纪念馆完整留存并系统展陈他从「封建土司」到「革命烈士」的传奇一生。

罗信锋介绍，卓尼土司是甘南藏区建制最早、辖域最广、沿袭最久、影响力最深的土司体系，自明代永乐十六年（1418年）始祖受封朝廷，历经20任土司、绵延532年，管辖范围南至西固、四川松潘龙安交界，涵盖今卓尼、迭部全域及岷县、舟曲、宕昌、临潭等县部分地区。

「杨积庆从小聪颖好学，幼习藏汉两文，精明能干，思想开放，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爱好摄影，兴趣广泛。」罗信锋介绍，担任土司和洮岷路保安司令期间，杨积庆积极在辖区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不仅在卓尼首次架设电话，组装500瓦发电机，还于1921年创办了卓尼高等小学，也就是今天的卓尼柳林小学，开创卓尼近现代新式教育的先河。

深夜晤谈　点亮藏乡红色认知

杨积庆的开明格局与远见卓识，深得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认可。1935年7月，范长江从成都启程西行追踪红军踪迹，采访路线与红军行军轨迹近乎并行，凭借骑马赶路的便利，率先抵达甘肃，深入西北腹地调研时局。

1935年8月20日，范长江专程从临潭赶赴博峪村（时称泼鱼村），登门拜访杨积庆，二人一见如故、秉烛夜谈，彻夜纵论时政、畅谈大势。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亲笔赞誉杨积庆「聪敏过人，汉文汉语皆甚通畅」，惊讶「此边陲蛮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也」。

西行采访途中，范长江早已敏锐捕捉到西北红色新风。他在《中国的西北角》「苏先生与古江油」一节中记述，走访民间时，常听闻百姓提及「苏先生」管辖红色区域，后才恍然大悟，百姓口中的「苏先生」，正是新生的红色政权苏维埃。基于一路实地调研，范长江精准预判红军行军走向，笃定红军将挺进洮河、大夏河流域，联动陕北革命力量。后来红军的走向印证了这一判断。

「范长江的到来，两人彻夜长谈，为身处边陲的杨积庆打开了全新视野。」在罗信锋看来，彼时《大公报》以权威客观的报道享誉全国。「从《中国的西北角》和目前所存的各种文献史料来看，范长江不仅和杨积庆谈了时政，谈了摄影，更交流了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其中就包括红军。杨积庆从范长江这里了解到红军的主张，以及长征的相关信息和下一步动向。」

范长江与杨积庆的这场谈话，距红军过境甘南、9月中旬抵达卓尼县不到一个月。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展陈把范长江誉为杨积庆的「启蒙老师」：「杨积庆与范长江曾彻夜长谈，得知红军在艰险与困难面前视死如归、毫不屈服，知道了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在民族存亡的大义面前，心生同情与敬佩，对红军进入卓尼（含迭部）也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为红军顺利通过迭部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见到范长江前，杨积庆已通过自己昔日的随从副官、时任洮岷路游击司令部兰州办事处处长王佐卿，以及时任邓宝珊将军担任军长的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参议续范亭（1947年9月13日，续范亭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等，对红军和长征有了一些了解。罗信锋认为，正是在王佐卿、续范亭、范长江等的影响下，杨积庆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最终选择了帮助红军。

开仓放行　助红军顺利北上

1935年9月、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先后过境甘南卓尼、迭部一带。面对蒋介石勒令阻击红军的紧急电令，杨积庆全程不发一兵、不开一枪，而是主动组织藏民抢修损毁栈道、疏通行军通道，大开官仓，为过境红军将士提供充足粮草补给，红军得以顺利北上抗日。

1937年8月，军阀鲁大昌将腊子口失守归咎于杨积庆暗助红军，蓄意构陷，在博峪村悍然制造惨案，将杨积庆及家人七口残忍杀害，史称「博峪事变」。1994年，杨积庆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段红色传奇，终被历史铭记、为世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