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段瑞明看来，范长江的记者「高光时刻」与《大公报》密不可分，他也曾向《大公报》推荐过不少人才。正如他在《忆小方》一文中写道：「当时《大公报》需要人，就请他担任平汉线工作，而秋江任察哈尔，以溪映任绥东。」小方、秋江、溪映分别是方大曾、孟可权和邱冈，都是抗战时期分布在各个战场的战地记者。

其中，范长江与孟可权相识于西北之行采访中。当时因范长江所看到的民不聊生景象与「金张掖」的谚语形成鲜明对比，为弄清楚原因，他专门到张掖特种消费税局拜访，并结识在此工作的孟可权。

段瑞明说，范长江后来常邀约孟一起外出采访，资料显示，范长江得以详细描述、准确分析「张掖的破产」是因为「烟亩罚款」「人懒之过」，是因为孟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和资料。随后，孟可权辞去公职，成为范长江助手，并协助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七七事变」后，在范长江推荐下，孟可权被《大公报》聘为战地记者。

推荐首位抵达卢沟桥前线中国记者

喜爱摄影及写作的方大曾，曾通过天津《大公报》寄信给范长江，并在绥远前线遇到同样在此采访的范长江，而此前范长江已通过多篇通讯报道记住了他的名字。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方大曾逆流而行，成为第一个抵达卢沟桥前线的中国记者，写下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平津沦陷后，方大曾再次致信范长江，提出当一名记者的愿望，于是范长江向《大公报》推荐了他。方大曾如愿成为战地记者，接受范长江的采访工作安排。

战局动荡，1937年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与范长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临别时，范长江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平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9月18日，方大曾从距离保定东南约50公里的蠡县，向上海《大公报》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彻底失去了消息。此后范长江找寻多年，并写下了《忆小方》。

段瑞明说，正是范长江、孟可权、方大曾等一批批记者的前赴后继，用一篇篇报道鼓舞了全国军民必胜的信心和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