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副主任祁昊天此前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指出，作为全球AI和军事科技的领先国家，中美在军事AI领域的竞合关系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产生深远影响。随着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融入军事领域，中美都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通过单边行动有效应对AI带来的结构性安全挑战。正如中国军控白皮书中指出的，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是全球治理的新疆域，需要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共同参与制定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祁昊天指出，这意味着，中美应超越零和博弈，开展必要的对话、协调乃至合作。

防止不确定性引发螺旋式升级

首先，两国应建立高层对话与沟通机制，借鉴美苏在核军控领域建立热线、签署协议的经验，中美可以探讨在AI军事应用领域设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讨论签订行为守则或建立危机联络机制，在AI相关事故或异常情况发生时及时沟通，防止局势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机制如果有可能建立并具备可行性，其任务应尽量收窄：不是「解决危机」，而是「核实某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异常究竟是真实存在、局部发生、功能降级、遭到伪装，还是仍在扩散」。例如，这类渠道应当主要服务于异常澄清和事件范围界定，而不是在实时状态下裁定责任归属，其目的在于防止因不确定性而引发螺旋式升级。它应当包括一套可在人工智能关联事件发生时迅速交换的最低限度信息模板，例如：事件发生的时间窗口、受影响部门、对归因的初步置信度、潜在伪装迹象，以及为遏制扩散已采取的措施等。

推动国际规则与标准讨论和制定

第二，中美应在多边场合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联合国、五常、五常＋或其他有效平台与框架，推动国际规则与标准的讨论甚至制定。这种工作的起点往往很低，政治阻力巨大，协调成本很高，但即便是诸如共同支持「某些AI赋能武器或军事系统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以特定方式才能够使用和部署」这类最低原则，即便缺乏完整的落地对标性，鉴于AI竞赛的全球扩散风险，中美仍然有责任携手推动相关议程的起步。

第三，中美应鼓励在官方层面之外持续加强二轨交流与合作，允许和推动两国学术、智库和广大的认知共同体开展联合研究、提出行动倡议、影响政策闭环，就AI对军事安全和战略稳定的影响建立基础知识体系、拿出可行政策建议。事实上，双方专家已通过不同平台进行了大量相关的二轨对话，并产生了实际政策影响。如何进一步有效打通部门壁垒，将相关成果纳入具体的军事安全决策和能力建设环路，应是下一步目标。 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