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仍翻涌着《中国的西北角》的字句，兰州中川机场的登机提示音，将我从「追寻范长江、重走长征路」的遐思中拉了回来。

8天7夜，驻足俄界会议遗址，仰望腊子口天险，寻访哈达铺，走进榜罗镇……时间不长，却足以撼动内心，启万千思索。作为香港记者，我一路走，一路叩问：一个人、一座城、一个国家，怎样在无路处寻路？\大公报记者 谢锐佳

一、担架上的方向

踏访一座座长征纪念馆，范长江身着皮衣、意气风发的经典肖像，每每映入眼帘。1935年7月14日，他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一路追寻红军长征踪迹，开启艰险的西北之行，以笔为炬，著就《中国的西北角》这部传世通讯集。

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通讯传遍海内外，冲破舆论壁垒，让世人看见封锁之中红军的真实面貌，助推抗日救亡舆论动员。

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范长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他在《中国的西北角》里写过一句话：「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他走西北，不是为了看风景。他想知道中国往哪里去。

红军也在寻找这个答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时，不知道要去哪里。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通道转兵，黎平会议，迎来遵义转折。遵义会议那天，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投出了关键一票。

长征中，担架不只是担架。长征之初，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行军。王稼祥战伤未愈，由担架抬着长征；张闻天也偶尔坐上担架。三副担架常在崎岖山道旁、野外宿营地相聚，交谈声压得很低，共识却越来越清晰──这些探讨为遵义会议埋下伏笔，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1935年9月，红军挥师进入甘肃，10月抵达陕北。

在甘肃，我们驻足俄界，瞻仰毛泽东旧居；来到哈达铺，观看情景剧中毛泽东在关帝庙发出「到陕北去」的铿锵号召；行至榜罗镇，走进中央领导人连夜正式决议「落脚陕北」的会议旧址。

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四次关键会议，步步校准前路，牢牢锚定革命方向。

9月12日，俄界会议否决张国焘南下主张，决意北上，整编陕甘支队，拟靠近苏联、开辟陕甘苏区；9月18日，哈达铺，红军从《大公报》获知陕北有刘志丹队伍，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榜罗镇一锤定音，会议正式决议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10月22日，吴起镇收官，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全国革命总指挥部扎根陕北。

这些会议，每一次都是在寻找方向。方向不明时，先走一步再看；方向明了时，坚决走下去。

范长江也在寻找方向。1935年7月，他26岁，从成都出发，一路往北。他不是红军，但他想弄清楚红军往哪里去，中国往哪里去。在兰州，他写下《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判断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转陇南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他当年预判的行军路线，后来被长征的历史一一印证。

他写下这篇报道时，用的是「剿匪」两个字，但全部加了引号。他直称「红军」，不称「共匪」。他说：「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26岁的记者，当众人都将红军称作「匪」，他没有盲从，而是亲身探寻答案。他看到的，是另一条可能的路。这，就是新闻人的「寻路」。

二、草鞋踏成大道

在通渭县榜罗镇会议纪念馆，记者看到了1935年9月红军陕甘支队留下的草鞋，麻绳编的。

那时候的路，是草鞋走出来的。董必武长征时脚上的草鞋「破得特别的快」，脚后跟裂着血口子，流出的血把鞋袜都染红了。他在贵州黎平买了一双胶鞋，非常之珍惜，平时舍不得穿，只在急行军时才换上。

当年，红军踩着草鞋前行，所求的，是后辈不必再穿草鞋；所盼的，是整个民族告别步履维艰的岁月。

1935年，范长江追寻红军，从哈达铺到兰州，骑马赶路用了14天。

现在我们从兰州到哈达铺，乘坐动车只用了两个小时。

时代更迭，天堑化为通衢。我国建成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腊子口雄关架起坦途，俄界、哈达铺、榜罗镇红色旧址路网相连。草鞋踏过的土地，如今大道纵横，先辈的夙愿终成现实。

在岷州会议纪念馆，望着红军过草地赖以果腹的野菜图片，我不由想起草地荒原上红军啃剩的半截皮带，还有三位红军女战士途经湖南郴州，从她们唯一的被子剪下，赠予村民的那半条被子。

红军食野菜、啃皮带，是绝境之中的坚守；剪下「半条被子」留给百姓，彰显共产党人滚烫初心。一苦一暖之间，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与为民本色。红军跋涉万里、浴血长征，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让人民不再饥寒交迫，人人能温饱御寒，拥有一床完整棉被，过上安稳日子。

彼时，山河破碎，国家四分五裂，外敌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万千民众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描述入甘看到的百姓困苦之状：「农民穷困得惊人！近百户人家的村庄，几乎鸡蛋都买不出！所谓客店，除有空炕而外，什么都没有。」「（渭水两岸）沿途村镇，无不百业萧条。」「一般的农民，只能吃洋芋。」他甚至担忧「中国再如此过活十年，这些地方的人口恐将至绝种了！」

而今行走陇上大地，甘肃早就全面脱贫。当年农民赖以活命的洋芋，已从「救命薯」蜕变为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薯条、薯片、薯丸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涌现，仅定西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就突破280亿元人民币。

九十年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亿万人民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载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位居世界前列，电磁弹射航母遨游大洋，国产六代战机呼之欲出……当年先辈期盼的国泰民安，正一步步化为现实。红军长征流的血、范长江走过的路、几代人洒出的汗，没有白流，没有白走，没有白费。

红色火种跨越九十载，依旧吸引着年轻人奔赴这片热土。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少先队讲解员娓娓讲述长征史诗。馆长刘琳介绍：「近年来前来参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同样可见青春身影：重走长征路的兰州理工大学学子，正意气风发地穿行于历史现场。他们说：「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新长征路。」

三、长征再启新程

从西北返回香港，我取道深圳中转──受益于大湾区近年融合发展、互联互通，我得以依最佳航班时间从容选择湾区机场。

「各位旅客，因目的地空域流量繁忙，本航班需盘旋约30分钟，请您耐心等候。」从空中俯瞰珠江口，大湾区城市群山海相连，摩天楼宇依海而立，跨海大桥飞架伶仃洋，港口货轮穿梭，繁华都市绵延百里。

九十年前范长江走过西北的黄土路时，深圳还只是一座寂寂无闻的边陲小镇。如今，这座拥有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中国一线城市，已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高地。空港繁忙，连落地都不时需要在空中等候盘旋。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新长征」。从边陲小镇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圳走了40年；整个中国，更是以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但路还没走完。

九十年前，范长江在西北角看到的是：中国被封锁，被围堵，被分裂。他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书名里那个「角」字，有一种边缘感、危机感。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再是困于一隅的「角落」，正阔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眼下的深圳，正在密锣紧鼓地为11月举行的2026年APEC峰会做准备，届时各国政商代表齐聚，共商人类和平与发展，世界再次聚焦深圳、聚焦大湾区、聚焦中国。

但挑战仍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一些国家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遏制围堵的图谋未曾停歇。向内看，产业转型压力不减，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关键核心技术仍存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仍待破解，前进之路依旧充满硬仗。

放眼全球，部分地区仍深陷战乱，气候变暖的威胁持续加剧，人工智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巨大风险。

九十年前，红军想的是吃饱穿暖、民族解放，今天这些新考题新挑战，他们想像不到。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都有自己的「寻路」。

九十多年前，范长江在西北角寻找方向，红军在担架上寻找方向。今天，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探寻自身的发展方向；面对气候变化、地缘冲突、技术革命交叠的挑战，全人类亦在寻觅前路。

九十多年前，中共中央在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上决定「落脚陕北」，在绝境中找到了生机。今天的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飞机滑行时，我透过舷窗看到远处的灯光。那些灯光连成一片，像一条路。

九十年前的长征路，是用草鞋走出来的。今天的路，是用芯片、算法、高铁、卫星走出来的。路的形式变了，但路的本质没有变：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九十年前的记者，用笔和纸记录路。

今天的记者，用手机和网络记录路。今天的记者，手握镜头、电脑与网络，工具迭代、手段多元，但记者的职责使命从未改变：始终寻找方向，记录探索。

一国两制，同样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开拓。

过关返回香港。一河之隔，北岸深圳高楼林立，南岸香港北部都会区，尚多阡陌鱼塘。

香港发布了历史上首个五年规划，这是从未走过的新路。发展北都，就是五年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这也是香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正在开辟的一条新路。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崛起数百万人的香港新城，与北岸的深圳遥相辉映。

透过车窗望向建设如火如荼的北都，我想起纪念馆里那双磨穿的草鞋，想起范长江骑马走过的那条黄土路，想起担架上三个人低声交谈的声音。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红军的路是求生存的路，范长江的路是求真相的路，港深的路是求发展的路，中华民族的路是求复兴的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今日塘陌连片，正是新城起势的开端；一河两岸同频，蕴藏协同共进的生机。港深同心，共促繁荣，以中国式现代化步履，奔赴民族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