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海燕的记忆里，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父亲程子华，很少向家人讲述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饥寒伤痛。但那双始终无法自如伸展的手，却留下了长征的印记，以及坚持和探索信仰的烙印。正是这对在长征途中落下伤残的手，与战友们共同把身处困境的红二十五军带了出来，使其在转战中发展，并在更大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作用。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程海燕接受《大公报》专访，追忆父亲与战友们走过的征途。她说，今天回望历史，人们已经知道胜利的结局，但置身当年的艰险之中，他们未必知道胜利何时到来，也无法预见自己最终会走向哪里。支撑父亲坚持下去的，是对革命的信念，也是希望民族和国家强大、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大公报记者 孙志、李畅、凯雷 实习记者 王岩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四支主力红军队伍之一。1934年11月，这支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的队伍，历时十个月、转战近万里，先期抵达陕北。出发时约2980人，到达陕北时发展到3400余人，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还在长征途中创建了唯一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敌强我弱 迂回转向保存部队实力

1934年，程子华受中央派遣，从中央苏区辗转前往鄂豫皖，传达战略转移、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同年11月，花山寨会议任命程子华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一起率不足三千人的队伍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踏上长征之路。如何在敌军围追堵截中保存力量，是出发以后首先面对的问题。

程海燕记得父亲曾讲过，部队出发时尽量轻装，「就带了三天的干粮、两双草鞋」。在路线选择上，也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远近。「他说，行军路线要拐弯地走，不能走直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地图上的近路未必就是部队能够安全通过的路，红二十五军不断迂回转向，尽量避开敌军主力，以保存有限的有生力量。

然而，长征开始不到一个月，部队便遭遇一场恶战。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至陕西庾家河，程子华双手负伤，徐海东也身受重伤。战士们轮流抬着担架，在山路间行进。由于缺少药品和治疗条件，程子华的双手最终留下终身残疾。

对红二十五军而言，要在转战中坚持下来，就必须找到能够立足的地方。进入陕南后，部队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作战的同时发动群众、补充兵员，为继续前进积蓄力量。

谈到红二十五军为何在长征后人数不减反增，程海燕说，轻装前进、避开敌军主力，使部队尽可能减少了损失；根据地的建立，则为休整、补给和扩充创造了条件。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二十五军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等方针，利用山地同敌军周旋，拉长对方补给线，待其疲惫后再寻找战机。程海燕记得父亲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概括：「胖的拖瘦，瘦的拖死。」

胜仗也意味着枪支、弹药和生活物资得到补充。程海燕谈到，她曾在王诚汉（开国上将，曾于红二十五军任连长）的回忆文章中读到一个生动的细节：有时战斗胜利后缴获了一些物资，平日难得见到的糖一时多起来，战士们喝水放糖，做菜也放糖。在长期缺衣少食的行军生活中，这样一点寻常的甜味，显得格外难得。

军纪严明 「仁义之师」赢得民心

支撑队伍发展的，还有一路争取到的民心。红二十五军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和《什么是红军》，通过布告、标语和传单宣传抗日主张。经过宁夏兴隆镇等回族聚居地区时，部队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当地群众称赞红二十五军为「仁义之师」。毛泽东后来接见徐海东、程子华时，称赞其民族政策水平高、执行得好。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例，到陕北后由程坦、刘华清配曲，中央红军到达后随即在全军推广开来。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从缴获的《大公报》上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继续北上的消息，决定西征北上策应主力。9月7日，部队到达甘肃豹子川，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甘根据地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随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陕甘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

毛泽东后来曾肯定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并在谈到其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的行动时，指出其起到了「中央红军之向导」的作用。采访中，程海燕特别提到，陕北原本已有红军和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当地革命力量，使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有了更稳固的立足条件。

她由此谈到毛泽东关于陕北「两个点」的概括。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从长征在这里落脚，到红军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革命力量在这里保存、发展，又由此开启新的征程。红二十五军的先期到达，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一环。